南平市图书馆

尽管理作为其哲学形上学的核心范畴是无造作、无计度、无情意的，是一个纯然绝对、净洁空阔的世界，但不能真正脱离逻辑结构的关系。
  因为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由气使其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育流行等活动；由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动静变化及理气的“理一分殊”运动，使朱熹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本体，或称根底。“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5]“本乎一源”的源，即是理，是万物的根底。
  理与气、与物既不离，又不杂。从不离说，一方面体认理，必须通过“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使物与理之间保持沟通、会通，消除其间的闭塞；另一方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与物都蕴含着理，人物不离理。从不杂说，“净洁空阔世界”的理，超越人与物。“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6]形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人与物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超越的，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
  形而上的理，依傍气而化生万物。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并以此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
  朱熹冲决了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网罗，敢于改经补经，而作“格物致知补传”。他明言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人心有知，天下的万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是因为知有未尽。“即物穷理”而到极尽处，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的大用就明白了。格物而获致知的途径是“合内外之理”的过程，即主体人心（内）与客体事物（外）的融合。
  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并不是存心于一草一木之间。穷理是涵养本原的功夫，持敬是穷理的根本。“致知”的“致”是推致的意思，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格到，都知会。即使有一二件事不知道，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亦可“识得他破”，“通将去”。类推是由近而远，逐渐理会；由浅入深，层层而进；由粗到精，无所不尽。这样理会多了，便能“自然脱然有悟处”，即对理的觉悟。
  持敬是穷理的根本。穷理的要旨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贵于循序而进，达于致精微。致精微的根本在于居敬持志，只有居敬，才能穷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均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认为，程颐是把知与行做“两脚说”。只要把知行分先后，那么，必知先行后。譬如人走路，只有知路如何走，才会走到目的地。知得才能行得，行必依赖于知。若论“知行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即“知轻行重”，注重践行。这是从知的成果上说的。朱熹之所以注重践行，是出于对《尚书》思想的继承。“《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7]行是明理之终，是检验知真不真的标准。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
  朱熹既体认到知行互相区别，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又认识到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相须，即互相联结、依赖。
  格物、即物，物从哪里来？气作为理的“生物之具”，是不可或缺的。“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9]此“散”字是“理一分殊”的分的意思。理一的“一”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本体理，是万殊、阴阳形而上的根据。凡事物都具有对待性的两端，其内与外也具有相对性。“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10]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阴阳，阳中有阴阳；男女各自有阴阳。这就构成对待的普遍性、无限性。
  阳为动，阴为静。由于阴阳具有普遍性、无限性，动静便亦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11]即是说他否定运动与静止有端始，而把其看作无限的过程，动静具有相关性、循环性。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动静有端始，是一种割裂动静的思维作怪，是其认知上的局限所致。
  朱熹从动静普遍性、无限性出发，提出了运动的化与变两种形态：“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12]渐化是月变、日变、时变，是不被人知觉的、不显著的变化；是渐渐消磨去，如树木渐长，不是突然变化；是无痕迹的变化，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由这些规定可知，其所谓渐化，犹当今所说的量变。渐化在一定限度内，事物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内涵和形态；但渐化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朱熹称之为顿变。它是一种倏忽、突然的顿变；是显著的、有头面可见的变；顿变是渐化的截断。
  朱熹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其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是经学，其诠释的依傍文本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宋代经学超越汉唐，变革古训，进而开出新学风。宋儒以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决“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罗，破除“家法”“师法”的迷信，直接孔孟，以唤回儒学的真精神。朱熹以理体学新思维、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重开生命智慧，重建性命道德，重构精神家园。他以“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通经致用，道器一源，理一分殊，体现了宋学经典诠释的真精神。
  朱熹以毕生心血注解和研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及“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熹所首创。中国哲学是一开放的体系，每一新学术思潮的诞生，思维形态的转生，核心话题的转换，与其相应地导致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的变换。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其人文语境是纲常和价值理想的重建；其诠释文本是“四书”，这是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建构的支柱。
  朱熹对《论语》创造性的诠释，表现为无处不以理、天理来解读其义理。如释“仁”为“爱之理”；释“礼”为“天理之节文”；释“朝闻道”的“道”为“事物当然之理”；释“吾道一以贯之”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释“君子喻于义”的“义”为“天理之所宜”；释“性与天道”为“其实一理也”，等等。他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依据自己的理体学思想予以解读，体现了理学的时代精神。虽然这并不一定符合《论语》文本的原意，却赋予《论语》以适应时代的新价值、新生命，变《论语》为朱熹时代的《论语》，使之成为发挥朱熹理体学思想的《论语》，即化旧学为新知。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尊孟思想，对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和郑厚的《艺圃折衷》，逐条予以辨正。他认为孟子乃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当的人，以批驳以往诽孟的种种言论。认为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孟子辟杨墨，距诐行，放淫辞，使邪说不作，明正道，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自谓“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13]据载，他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他之所以注重《大学》，乃是认为其是人之为学的“大坯模”，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概括了修己治人之道，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且从内圣的格致、诚意、正心出发，通过修身，而开出外王的齐、治、平。这是朱熹理体学建构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他之所以推崇《中庸》，乃是因为忧道学之失传。程朱继孔孟之道统，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遂成为尧、舜、禹、汤至孔、孟的“传授心法”。他将之作为理学“内圣”的要旨，以发明道统。他对《中庸》的分章，是其依理体学理论思维的体认和诠释。
  “四书”的编成，使理学学术思潮的理论体系有了依傍经典文本的支撑，使理学思潮的在世发展有了合理性的依据。
  朱熹于“四书”用心最多，同时对其他经典亦予以精心的诠释。他是宋易的集大成者，于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经其钻研后，剥去其圣人之言的光环，确定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他以理体学为指导，融合义理、图书、象数、卜筮之学。他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此两义都以阴阳为着眼点。从阴阳之理说，它是阴阳所以的形上之体；从阴阳之事说，它是形而下之用。
  至于“尚书学”，朱熹无专著，然辨伪《古文尚书》为晚出，孔安国的《尚书传》，亦恐是魏晋人所作。他筚路蓝缕，开明清辨伪之端，并指导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
  朱熹从20岁开始研究《诗经》，到48岁撰成《诗集传》，他始宗《诗序》，后弃《诗序》，认为《诗序》为后人妄意推想诗人的美刺，不是古人所作，所以不能以《诗序》为证来诠释、理解《诗》的本义。他把诗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4]，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流出。他进而否定了孔子“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教条，认为诗作并非都无邪，而是既然有善，亦有淫邪、淫奔之诗。这是宋代掀起“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标志着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在“礼学”方面，朱熹重礼，早年作《祭礼》《家礼》，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完成而卒，由其学生续成）。他以《周礼》为纲领，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作”，“大纲却是周公意思”。[15]《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的，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再由圣人加以筛选和改进，而编成《仪礼》一书。他认为《礼记》要兼《仪礼》来读，《仪礼》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致使许多礼皆无安著的地方。他从义理层面释《礼记》，以体现理体学的理论思维生命的源泉。
  朱熹阐述《春秋》大义，认为体认圣人意蕴，如果在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则是舍本求末；其大义就在于明道正宜，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这是《春秋》的大旨，亦是天理所至。他批评一些人以自己的利欲之心诠释《春秋》，揣度圣人之意，属于一种巧说曲解，不符合《春秋》大义本旨。他认为圣人此书之作，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遏人欲，是为了存天理。《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羊传》《穀梁传》为经学，史学记事详，讲道理差；《公》《穀》于义理上有功，于记事上多误。
  朱熹释经，重义理，但并不排斥章句训诂之学。他兼综汉宋，开诠释经典之新风；经传二分，通经求理。“分”以直接体贴经文意蕴；只有不受传统的束缚，才能体认经文本身的义理。“通”以敞开门户，在互相沟通、交感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索其理。朱熹诠释经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诠释方法、逻辑结构，对经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