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2年10月24日至25日，由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联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的“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悠久且具有理学学术传统的岳麓书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学者围绕朱子学的诸多议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同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继续深入朱子哲学、经学等思想的研究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吴震教授都探讨了朱熹对皇极说的理解，陈来教授认为一方面肯定皇极之辩，的确涉及政治文化范畴。另外一面，朱子在和他的学生朋友之间讨论皇极的时候，更多地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和朱熹经典解释中常常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从学术和思想上来加以讨论。对朱子来说，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吴震教授则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两位教授对同一问题的探讨，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引起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
  朱熹的哲学思想一直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向世陵教授从仁心、觉心、本心的角度理解朱熹心论，指出朱熹心论的目的，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并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最后的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集中探讨了朱熹对命的思考，认为在朱熹的视域当中，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相辅相成、互动形成一种张力，作为命的主体——人正是这种张力的承担者及运用者，在现实中展示各自不同的人生。华东师范大学戴扬本教授则从祭祀的角度，分析了朱熹鬼神观念中的“天”之意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注意到近代以来关于朱熹格物致知论的“误读”，认为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将格物致知纳入到朱熹思想中那个完整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行程中去，才可能对格物致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文化精神的解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晓东教授探讨了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认为朱子《中庸》中所谓致曲的工夫，应当可以视同于《大学》格致之工夫。文章结论同时指出，简单地衡断朱子之工夫论，特别是其格物理论，为一种由知识而进入道德的工夫路径，恐怕有所偏颇。
  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就理学视域中的《中庸》中和论进行考察，在分析“中”“和”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中”与“和”、“中”与“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是“和”的本体，“和”是“中”的发用。“诚”是“中”的根本，“中”是“诚”的外在显发。
  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关注朱熹的儒佛差异论，指出朱熹判别儒佛，选择了“道体的分际”、“伦理的认知”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加以展开。朱熹对儒佛关系评判的主要特征在于：深层性、整体性、方法性（策略性）。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指出，朱熹诠释的“理一分殊”模式在概念使用和命题表述方面、《西铭》着眼点理解方面、《西铭》思想重点理解方面、《西铭》蕴涵的形上与形下运行方向理解上、对《西铭》仁爱观念所蕴涵的矛盾关系及其解决方式理解上都偏离了《西铭》的主旨。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则关注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批评。
  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从《大学》中的“功夫—效验”问题出发，探讨了朱子的工夫论学说。韩国外国语大学姜真硕教授则提交了英文论文，探讨了朱熹的工夫论和其哲学治疗的意义。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乔清举教授探讨了朱子的境界论思想，撰文指出，朱子的境界论分为天理流行、仁、功夫论几个方面，核心是主客体的审美性的统一。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所长徐公喜教授认为，宋明理学构筑了追求克己复礼到复理为仁的循环回归性模式，将克己复礼、复善、复性统一到复理，由内圣到外王，制度建设与道德约束的并行，实现了成圣的理想人格。
  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二者之间一以贯之。
  另外，朱子的经学思想也备受与会学者关注。殷慧、冯兵、姚永辉三位青年学者提交了关于朱子礼学的论文。朱子的四书学、朱子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及其自我建构、朱子的解经实践等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诸多思考。
  二、继续拓展比较朱子学研究、朱子后学研究以及元明清朱子学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陈昭英教授从美学的角度，比较了朱子与日本儒者伊藤仁斋对《论语》诗乐的诠释，发现朱子对艺术的体会已炉火纯青，非可以呆板的道学家视之。他的美学思想已成为儒家美学传统的一部分，后世儒者的诗乐理论想绕过朱子另辟新径，诚非易事。仁斋在诗乐美学方面对朱子有继承，甚至发扬。仁斋正是在朱子诗乐观的基础之上，为《论语》做出了新解。
  台湾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针对牟宗三先生所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二章的讨论，反思了牟宗三谈朱陆之争的主要论点，认为牟先生在面对朱陆的基本态度、对象山学是第一义的定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朱熹中和说的种种批评上，都应重新检讨，予以反对。
  韩国全州大学苏铉盛教授探讨了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发现朱熹常常将纯粹人性的问题放到宇宙论领域去探索，以此来确保仁的先验的、超越的普遍涵义与权威；而南轩对仁的理解和讨论则纯在人的心性论上展开。两人仁说论的分歧已经预示着宋代哲学从宇宙论或本体论方向逐渐转向心性论探索。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杨柱才教授从太极混沦、性气关系、心性关系等方面对朱子门人陈淳的理气关系论做了深入的讨论。方彦寿研究员阐述了朱子嫡传弟子黄榦在福州书院、庙宇和民居的艰苦教学实践，考证了朱子后学为发扬光大朱子学所作出的努力。日本茨城大学井泽耕一教授关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程陈尧道所撰《中庸》、《大学》注，探讨了南宋末期士大夫的《学》、《庸》解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朱杰人教授则对朱子著作在宋代的刻本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学者杨泽论述了元代理学家胡炳文对朱子《大学章句》的继承与发挥。湘潭大学陈代湘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邓庆平关注明代中后期理学家罗钦顺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继承，以及为完善朱学体系而做出的努力。田智忠、张天杰博士分别研究了夏炘、刘宗周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学者王胜军指出，从“大学之教”向“小学之教”的转变，是清初朱子学一条特别值得关注的进路，也是清代理学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台湾师范大学蔡振丰教授论述了清代茶山学与朱子学的关联，指出丁若镛的论说与朱子学具有互补的意义，而与清代的气学不属同一路向。北京大学哲学系彭国翔教授以清代康熙朝理学的异军彭定求的《儒门法语》为中心，探讨了清代理学立言、为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徽大学哲学系王国良教授探讨了朱熹与新安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安理学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充分肯定了朱熹及其新安理学的社会价值。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以退溪学和退溪学研究为中心，介绍了退溪学的特色以及中国退溪学的研究状况。湖南大学蔡慧清副教授介绍了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指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并非始于裨治文和卫三畏主办的《中国丛报》，而是Edward Cave英译自法文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最早的研究则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正值麓山“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与会学者遥想845年前朱张会讲之盛况，体悟、开掘朱子思想之精髓，会晤于书院明伦堂、文昌阁，谈玄论道，倍感其乐无穷。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