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0年是朱子诞辰880周年，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郑重宣布中华朱子学会正式成立。此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60多名朱子学专家出席了本次盛会，与会学者就朱子哲学、经典诠释学、朱子思想文化、朱子礼学与当代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朱子哲学思想的当代解读
  朱子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其哲学思想更是达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集中关注朱子哲学思想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
  朱子思想中，有关四德以及五常的讨论，以往关注不多。事实上，朱子有关四德五常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明代哲学的讨论影响甚大。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指出，北宋以来，天道的四德（元亨利贞）和人道的四德（仁义礼智）的关系在道学中渐渐成为重要的论题。朱子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他认为，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二者有同样的流行关系和结构，都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于是，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以上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培元研究员也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天，是生命及生命创造的整体，其中既有理，又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二者缺一不可。为了说明天地自然界生命创造的深层意义，朱子提出天地生物之心以及与人心的关系，即人之仁心。人心是天地之心的实现，仁德是天地之德的实现，其间贯穿了“生意”，即生命情感和目的性原则。另一方面，“仁则生矣”，仁心又是完成自然界生命创造的关键，这正是仁的根本意义。
  与上述从“生气流行”来贯通天道人道重建朱子哲学的整体性的努力不同，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重新梳理了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以期完成对朱子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他指出，朱子的“理一分殊”是从体用关系上对他的整个理学体系的哲学本体论概括，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智的认识论与德的修养论相统一的本体论模式。因而可以说“理一分殊”是一个体用统一的本体论模式，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它包含并规定了道与理、理与气、道与器、性与气、天与地之心与人物之心、仁与义、乐与礼、忠与恕等多重体用关系，并由此决定了他的即“用”求“体”的分殊体认方法论与格物致知认识论。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也对朱子“理一分殊”与“各一其性”作了精细的分析。
  工夫论也是朱子哲学思想重要的一环，朱子尤其重视主敬、穷理和自得。复旦大学吴震教授认为，朱熹主敬工夫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朱熹主敬的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工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针对朱子学的核心论题“致知格物”提出相关反思，特别是针对牟宗三先生的朱子观提出反省批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此中隐含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它并非一“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一“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此不同于阳明学之为道德的主意主义。为学之道，贵在自得。朱子深谙治学之道，对学贵自得有深入的思考和体会。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认为，朱子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亦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朱子哲学的形上世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指出，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本体无“亏欠”，是实体而非虚体。朱熹的性之本体不与气相杂，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台湾东吴大学马恺之（KaiMarchal）教授针对朱熹式的内在超越形态加以整理与诠释，然后从泰勒的世俗时代的问题意识来讨论一种“强的存有论”（strongontology）在伦理与政治领域上是否仍然可能。他坚信，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没有使得泰勒式的“缓冲的自我”产生，反而更强调内外的互动，即“超越”与“内在”之间的某种辩证性互动关系。在世俗化时代，朱熹实在论式的“内在超越”形态值得我们重新参考吸纳。
  二、朱子学的语词研究与
  经典诠释
  朱子学的语言翻译、语言风格和解说词问题研究是本次会议小组讨论的又一主题。德国慕尼黑大学业翰（Hans van Ess）教授指出，如果要把朱熹的作品翻译成西方的语言我们须要更丰富的词汇。西方学者如果把“理”翻译成principle，“道理、义理”翻译成moral principle，这个翻译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恐怕也不会让西方的读者完全理解朱熹的思想。我们如果要翻译他的“理、道理、义理”，我们须要很多词（如原理、理由、辩论、纹理等）来翻译才能更好地给西方读者介绍朱熹的思想。日本明治大学垣内景子教授考察了《朱子语类》记录中口头语和书写白话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在《朱子语类》中，怎么区别、或怎样感觉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差异？白话资料有什么样的文言资料所没有的价值？口头语和书写白话之间，感不感到距离？如果把《语类》翻译成现代汉语，有没有恰当的文体？垣内景子真切希望中国专家能关注和解答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广岛大学市来津由彦教授特别分析了朱熹四书集注中解说语措词的形成。他指出，“理解”，被权宜地划分为亲身经历因而印记在身心中的“实践知”，以及解说性质的“学知”。“修己治人”这一朱子学的核心课题，就是这样大幅度倾向于实践知的。因此不得不承认，它是极其难以理解、难以传达的。朱熹通过四书注释这一行为，将“修己治人”这个课题放到了“解说语”之上。进一步说，“修己治人”这一课题，认为“修己”的根据具备于主体之中，并将对此的确信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个根据具备于主体之中的问题，被看做是形而上内在于形而下现象世界，通过论理性的解说语成为学知的问题展现出来。由于涉及抽象的论理世界，因此仅靠单纯的体验之谈是难以使读者理解的。包括这些部分在内，朱熹的四书注释作为解说引导着读者去理解。其结果便是，熟读这些文章的读者，能够运用这样的说明方式和用语，并且能够使用这些文字来描述其自身。
  “理”与“太极”是朱子哲学的核心话语之一。中央党校赵峰教授批评了冯友兰、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误读。他指出，仁是天地之心、万善之源，是价值澄明之“不可易”与生命力量之“不可已”的终极源头。如果说初级的“所以然”需要逻辑论证，而在终极的所以然层面上内在体验是决定性的，因而在体验中确保价值方向之“不可易”就变得尤为重要；那么，“所当然”则虽需要内在体验来验证价值力量，但重点却在通过逻辑论证来完成价值分辨，因而在推证中确保体验到源自自性深处的真实力量之“不容已”又变得尤为关键。这应该就是朱子把理定位为“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的用意所在。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着重讨论了朱子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注解——《太极解义》。《太极解义》以“无极而太极”即是“无形而有理”，太极为万物之根本，万化之枢纽，太极之有动静即是天命之流行。研究《太极解义》，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的经典诠释为朱子赢得了生前和身后莫大的荣誉。华中师范大学曹海东教授以朱熹的经典解释弊病论为研究对象，在发掘、爬梳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和阐发了朱熹对解释态度之弊和解释方法之弊所作的理论论述，前者具体涉及为人、走作、妄意、苟简，后者具体涉及躐等失序、陵籍训诂、说高说妙、坐诵空言。台湾大学杜保瑞教授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进行反省。在《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分，牟先生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即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这些议题的哲学立场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三、朱子学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朱子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吴国武尝试从经学与政治互动的角度讨论北宋经筵讲经问题，特别是讲读活动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从宋太祖御前召讲开始，真宗、仁宗朝经筵制度已趋成熟，至南宋高宗朝经筵讲读极为兴盛。从程颐讲《论语》，到杨时讲《论语》和尹焞讲《论语》、《孟子》，再到朱熹讲《大学》，《中庸》之义则贯穿其间，经筵进讲《四书》渐趋完备，程朱理学谱系也就水到渠成。浙江大学何俊教授对南宋绍淳年间的道学士群——乾淳诸老展开分析。这一道学士群决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纲领的组织，而只是一个有着共同趣味的群体。他们大都科举出身，关系融洽，通经史，明理义，主张抗金，重视教育，要求秉持理义、端正人心，追求平实而充满理趣的文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日本茨城大学井泽耕一指出，在国家规模尊崇体制的确立中，朱子及其后学把自己学派所编的新解释书作为科举教材颁布于天下，并且由孔庙配享制度的改革，成功地提高了学派的威信。朱子学在南宋至明代的长时间中，构筑了国家规模的尊崇体制。台湾“中央研究院”刘述先先生在《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的主题报告中强调，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它是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民间的儒家的统一体。儒家哲学经历了三大时代：先秦、宋明和现代。朱子学是圣学的一支，朱子建构道统，编纂《近思录》，建立了一个综罗百代的思想体系，自1313—1905年，历代科举考朱子的《四书集注》，影响深远。当代精神儒学的复兴必须注重对朱子“理一分殊”的阐发，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与会学者还注意到朱子之前和朱子之后的道统观。德国慕尼黑大学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仔细爬梳了“道统”一词的来源。近来出土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铭——《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县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就出现了“道统”一词。北宋李若水（1093—1127）的《上何右丞书》、刘才邵（1086—1158）的《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南宋李流谦（1123—1176）的《上张和公书》都早于朱子使用“道统”一词。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方彦寿研究员指出，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事林广记》，这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相关，法国巴黎南特尔拉地风斯大学戴鹤白（Roger Darrobers）教授认为，《戊申封事》标志朱熹政治上高度成熟，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分析能力与不可否认的政治勇气。文中所提及的“人心”与“道心”的概念，在作者次年撰写的《中庸章句序》中进一步得到发挥。香港科技大学陈荣开教授则从天道人道的分野进一步剖析了朱子《中庸章句》的“诚明”思想。
  朱子学还远播日本、韩国、越南，在东亚世界影响深远。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校长土田健次郎教授认为，日本江户时代各种新的问题意识及思想表现之手段，皆源自于朱子学。朱子学对近代化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历来认为朱子学阻碍近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教养的基础，日本人因朱子学的存在，被要求对抽象问题进行思考训练，并将各种思想相对化后进行选择与调整，这是朱子学对日本近代化的最大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朱人求教授指出，朱子再传弟子真德秀积极宣传和发扬朱子学，创造了经典诠释的新体例——衍义体，在元明清风行一时。衍义体强调经典的经世化、有序化和通俗化，强调经典的当代效用，表现出对以往儒生空谈心性的不满，引领儒学从内圣走向外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国内走向国外，在儒教文化圈影响下的高丽时代、朝鲜时代、日本德川时代和越南后黎朝时期、阮朝时期，衍义体也备受推崇。
  四、朱子礼学与当代社会
  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结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根据朱子编修《家礼》的成功经验，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尝试对朱子《家礼》“婚礼”作现代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求证：一，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2009年12月5日，朱杰人的儿子朱祁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婚礼得精彩纷呈，美轮美奂，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这场婚礼的成功说明，时至今日，朱子婚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复活是完全可能和可以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这次会上，朱杰人教授还现场播放了他一手策划改造的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录像，引起了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以朱杰人先生的婚礼改造实践为案例着重探讨了朱子《家礼·婚礼》的现代化。指出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朱杰人还原了朱熹婚礼仪式并使之现代化，这些努力只是复兴和普及儒家家礼的第一步；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某一天，这些礼仪会作为传统的精华而重获施行。如同《大学》中一样，朱杰人试图通过整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渐进联系步骤以达到许多目标。他不仅在向一个家庭介绍另一个家庭，而且，他想将过去与现在、个体夫妇与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当代中国公众对待婚姻性质期待的不稳定性，朱杰人完全是为了创建现代中国的文明社会而重建儒家的基础。因此，尽管朱杰人将儒家伦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案，但这一实践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
  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吸收了王懋竑提出的朱熹《家礼》为伪的观点，定《家礼》为后世伪作之书，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深信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判断朱熹《家礼》真伪，必须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朱熹在淳熙三年后是否进行过修订，二是朱熹门人及南宋时期学者如何看待《家礼》，三是元明清三代绝大多数学者对《家礼》的看法与该书的实际影响。湖南大学殷慧认为，朱熹的礼学思想以《仪礼》为本经，情文相称，礼理双彰，考证注重义理，强调因时制宜的践履。朱熹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就朱子的生活世界、朱子《小学》、朱子风水观、朱子对韩国儒学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这此会议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朱子学研究知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朱子学的哲学与礼学、话语与诠释、文本与实践，话题的丰富，方法的多元，对话的层次与学科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新世纪朱子学研究全球化的画卷。
  （本文部分内容原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2期，现全文刊发。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