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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人文追求与当代价值
  ——“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玲莉 朱人求
  2010年是朱子诞辰880周年，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郑重宣布中华朱子学会正式成立。此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60多名朱子学专家出席了本次盛会，与会学者就朱子哲学、经典诠释学、朱子思想文化、朱子礼学与当代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朱子哲学思想的当代解读
  朱子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其哲学思想更是达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集中关注朱子哲学思想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
  朱子思想中，有关四德以及五常的讨论，以往关注不多。事实上，朱子有关四德五常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明代哲学的讨论影响甚大。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指出，北宋以来，天道的四德（元亨利贞）和人道的四德（仁义礼智）的关系在道学中渐渐成为重要的论题。朱子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他认为，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二者有同样的流行关系和结构，都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于是，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以上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培元研究员也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天，是生命及生命创造的整体，其中既有理，又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二者缺一不可。为了说明天地自然界生命创造的深层意义，朱子提出天地生物之心以及与人心的关系，即人之仁心。人心是天地之心的实现，仁德是天地之德的实现，其间贯穿了“生意”，即生命情感和目的性原则。另一方面，“仁则生矣”，仁心又是完成自然界生命创造的关键，这正是仁的根本意义。
  与上述从“生气流行”来贯通天道人道重建朱子哲学的整体性的努力不同，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重新梳理了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以期完成对朱子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他指出，朱子的“理一分殊”是从体用关系上对他的整个理学体系的哲学本体论概括，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智的认识论与德的修养论相统一的本体论模式。因而可以说“理一分殊”是一个体用统一的本体论模式，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它包含并规定了道与理、理与气、道与器、性与气、天与地之心与人物之心、仁与义、乐与礼、忠与恕等多重体用关系，并由此决定了他的即“用”求“体”的分殊体认方法论与格物致知认识论。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也对朱子“理一分殊”与“各一其性”作了精细的分析。
  工夫论也是朱子哲学思想重要的一环，朱子尤其重视主敬、穷理和自得。复旦大学吴震教授认为，朱熹主敬工夫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朱熹主敬的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工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针对朱子学的核心论题“致知格物”提出相关反思，特别是针对牟宗三先生的朱子观提出反省批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此中隐含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它并非一“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一“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此不同于阳明学之为道德的主意主义。为学之道，贵在自得。朱子深谙治学之道，对学贵自得有深入的思考和体会。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认为，朱子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亦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朱子哲学的形上世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指出，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本体无“亏欠”，是实体而非虚体。朱熹的性之本体不与气相杂，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台湾东吴大学马恺之（KaiMarchal）教授针对朱熹式的内在超越形态加以整理与诠释，然后从泰勒的世俗时代的问题意识来讨论一种“强的存有论”（strongontology）在伦理与政治领域上是否仍然可能。他坚信，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没有使得泰勒式的“缓冲的自我”产生，反而更强调内外的互动，即“超越”与“内在”之间的某种辩证性互动关系。在世俗化时代，朱熹实在论式的“内在超越”形态值得我们重新参考吸纳。
  二、朱子学的语词研究与
  经典诠释
  朱子学的语言翻译、语言风格和解说词问题研究是本次会议小组讨论的又一主题。德国慕尼黑大学业翰（Hans van Ess）教授指出，如果要把朱熹的作品翻译成西方的语言我们须要更丰富的词汇。西方学者如果把“理”翻译成principle，“道理、义理”翻译成moral principle，这个翻译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恐怕也不会让西方的读者完全理解朱熹的思想。我们如果要翻译他的“理、道理、义理”，我们须要很多词（如原理、理由、辩论、纹理等）来翻译才能更好地给西方读者介绍朱熹的思想。日本明治大学垣内景子教授考察了《朱子语类》记录中口头语和书写白话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在《朱子语类》中，怎么区别、或怎样感觉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差异？白话资料有什么样的文言资料所没有的价值？口头语和书写白话之间，感不感到距离？如果把《语类》翻译成现代汉语，有没有恰当的文体？垣内景子真切希望中国专家能关注和解答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广岛大学市来津由彦教授特别分析了朱熹四书集注中解说语措词的形成。他指出，“理解”，被权宜地划分为亲身经历因而印记在身心中的“实践知”，以及解说性质的“学知”。“修己治人”这一朱子学的核心课题，就是这样大幅度倾向于实践知的。因此不得不承认，它是极其难以理解、难以传达的。朱熹通过四书注释这一行为，将“修己治人”这个课题放到了“解说语”之上。进一步说，“修己治人”这一课题，认为“修己”的根据具备于主体之中，并将对此的确信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个根据具备于主体之中的问题，被看做是形而上内在于形而下现象世界，通过论理性的解说语成为学知的问题展现出来。由于涉及抽象的论理世界，因此仅靠单纯的体验之谈是难以使读者理解的。包括这些部分在内，朱熹的四书注释作为解说引导着读者去理解。其结果便是，熟读这些文章的读者，能够运用这样的说明方式和用语，并且能够使用这些文字来描述其自身。
  “理”与“太极”是朱子哲学的核心话语之一。中央党校赵峰教授批评了冯友兰、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误读。他指出，仁是天地之心、万善之源，是价值澄明之“不可易”与生命力量之“不可已”的终极源头。如果说初级的“所以然”需要逻辑论证，而在终极的所以然层面上内在体验是决定性的，因而在体验中确保价值方向之“不可易”就变得尤为重要；那么，“所当然”则虽需要内在体验来验证价值力量，但重点却在通过逻辑论证来完成价值分辨，因而在推证中确保体验到源自自性深处的真实力量之“不容已”又变得尤为关键。这应该就是朱子把理定位为“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的用意所在。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着重讨论了朱子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注解——《太极解义》。《太极解义》以“无极而太极”即是“无形而有理”，太极为万物之根本，万化之枢纽，太极之有动静即是天命之流行。研究《太极解义》，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的经典诠释为朱子赢得了生前和身后莫大的荣誉。华中师范大学曹海东教授以朱熹的经典解释弊病论为研究对象，在发掘、爬梳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和阐发了朱熹对解释态度之弊和解释方法之弊所作的理论论述，前者具体涉及为人、走作、妄意、苟简，后者具体涉及躐等失序、陵籍训诂、说高说妙、坐诵空言。台湾大学杜保瑞教授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进行反省。在《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分，牟先生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即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这些议题的哲学立场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三、朱子学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朱子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吴国武尝试从经学与政治互动的角度讨论北宋经筵讲经问题，特别是讲读活动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从宋太祖御前召讲开始，真宗、仁宗朝经筵制度已趋成熟，至南宋高宗朝经筵讲读极为兴盛。从程颐讲《论语》，到杨时讲《论语》和尹焞讲《论语》、《孟子》，再到朱熹讲《大学》，《中庸》之义则贯穿其间，经筵进讲《四书》渐趋完备，程朱理学谱系也就水到渠成。浙江大学何俊教授对南宋绍淳年间的道学士群——乾淳诸老展开分析。这一道学士群决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纲领的组织，而只是一个有着共同趣味的群体。他们大都科举出身，关系融洽，通经史，明理义，主张抗金，重视教育，要求秉持理义、端正人心，追求平实而充满理趣的文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日本茨城大学井泽耕一指出，在国家规模尊崇体制的确立中，朱子及其后学把自己学派所编的新解释书作为科举教材颁布于天下，并且由孔庙配享制度的改革，成功地提高了学派的威信。朱子学在南宋至明代的长时间中，构筑了国家规模的尊崇体制。台湾“中央研究院”刘述先先生在《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的主题报告中强调，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它是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民间的儒家的统一体。儒家哲学经历了三大时代：先秦、宋明和现代。朱子学是圣学的一支，朱子建构道统，编纂《近思录》，建立了一个综罗百代的思想体系，自1313—1905年，历代科举考朱子的《四书集注》，影响深远。当代精神儒学的复兴必须注重对朱子“理一分殊”的阐发，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与会学者还注意到朱子之前和朱子之后的道统观。德国慕尼黑大学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仔细爬梳了“道统”一词的来源。近来出土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铭——《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县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就出现了“道统”一词。北宋李若水（1093—1127）的《上何右丞书》、刘才邵（1086—1158）的《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南宋李流谦（1123—1176）的《上张和公书》都早于朱子使用“道统”一词。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方彦寿研究员指出，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事林广记》，这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相关，法国巴黎南特尔拉地风斯大学戴鹤白（Roger Darrobers）教授认为，《戊申封事》标志朱熹政治上高度成熟，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分析能力与不可否认的政治勇气。文中所提及的“人心”与“道心”的概念，在作者次年撰写的《中庸章句序》中进一步得到发挥。香港科技大学陈荣开教授则从天道人道的分野进一步剖析了朱子《中庸章句》的“诚明”思想。
  朱子学还远播日本、韩国、越南，在东亚世界影响深远。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校长土田健次郎教授认为，日本江户时代各种新的问题意识及思想表现之手段，皆源自于朱子学。朱子学对近代化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历来认为朱子学阻碍近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教养的基础，日本人因朱子学的存在，被要求对抽象问题进行思考训练，并将各种思想相对化后进行选择与调整，这是朱子学对日本近代化的最大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朱人求教授指出，朱子再传弟子真德秀积极宣传和发扬朱子学，创造了经典诠释的新体例——衍义体，在元明清风行一时。衍义体强调经典的经世化、有序化和通俗化，强调经典的当代效用，表现出对以往儒生空谈心性的不满，引领儒学从内圣走向外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国内走向国外，在儒教文化圈影响下的高丽时代、朝鲜时代、日本德川时代和越南后黎朝时期、阮朝时期，衍义体也备受推崇。
  四、朱子礼学与当代社会
  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结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根据朱子编修《家礼》的成功经验，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尝试对朱子《家礼》“婚礼”作现代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求证：一，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2009年12月5日，朱杰人的儿子朱祁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婚礼得精彩纷呈，美轮美奂，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这场婚礼的成功说明，时至今日，朱子婚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复活是完全可能和可以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这次会上，朱杰人教授还现场播放了他一手策划改造的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录像，引起了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以朱杰人先生的婚礼改造实践为案例着重探讨了朱子《家礼·婚礼》的现代化。指出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朱杰人还原了朱熹婚礼仪式并使之现代化，这些努力只是复兴和普及儒家家礼的第一步；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某一天，这些礼仪会作为传统的精华而重获施行。如同《大学》中一样，朱杰人试图通过整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渐进联系步骤以达到许多目标。他不仅在向一个家庭介绍另一个家庭，而且，他想将过去与现在、个体夫妇与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当代中国公众对待婚姻性质期待的不稳定性，朱杰人完全是为了创建现代中国的文明社会而重建儒家的基础。因此，尽管朱杰人将儒家伦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案，但这一实践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
  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吸收了王懋竑提出的朱熹《家礼》为伪的观点，定《家礼》为后世伪作之书，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深信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判断朱熹《家礼》真伪，必须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朱熹在淳熙三年后是否进行过修订，二是朱熹门人及南宋时期学者如何看待《家礼》，三是元明清三代绝大多数学者对《家礼》的看法与该书的实际影响。湖南大学殷慧认为，朱熹的礼学思想以《仪礼》为本经，情文相称，礼理双彰，考证注重义理，强调因时制宜的践履。朱熹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就朱子的生活世界、朱子《小学》、朱子风水观、朱子对韩国儒学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这此会议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朱子学研究知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朱子学的哲学与礼学、话语与诠释、文本与实践，话题的丰富，方法的多元，对话的层次与学科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新世纪朱子学研究全球化的画卷。
  （本文部分内容原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2期，现全文刊发。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家星
  2011年10月19日—22日，由中华朱子学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九江学院联合主办的“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朱子学研究学者汇聚一堂，发表弘论。与会学者就朱子哲学、朱子学术、朱子门人后学、海外朱子学、朱子理学教化、朱子学与当代社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朱子哲学
  朱子理气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陈来教授深入讨论了朱子四德说，指出朱子四德说包含“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三种论述，朱子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表明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后者更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
  乔清举教授就朱子理气动静问题提出新解，指出朱子“动”、“静”概念可分为形而上下两个层次：理或太极之动静为本体意义之动静，气之动静为现象意义之动静，在道体流行境界，太极之动静表现于气之动静。太极是具有使气运动的本体力量，是活理。理对于物具有支配、主宰与决定作用。赖功欧教授指出，朱子理学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特征，以天道自然观为基础，存在二元悖论困境。曾春海教授就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兰新理学展开了对比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论契合机体论，而与冯先生采用的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不同，显示了冯先生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特色。林乐昌教授分析了朱熹理气观与张载虚气观的关系问题，指出朱熹理气观主要继承濂溪“太极阴阳”模式，而非张载“太虚即气”模式。
  与会学者还就朱子心性论、太极、诚意、鬼神诸思想提出新解。向世陵教授分析了朱子“心之本体”包括知觉、体用合一、自明诸内涵，指出“心统性情”说的意义在于能全面解释从体到用、从本然到端绪的心性情的整体，使心之本体与性之本体合而为一。杨柱才教授分析了朱子“太极本体”说、太极体用说，强调太极作为全体之理，是阴阳及五行万物的最终根源，太极自身是体用的合一。许家星博士通过细致考察朱子对“诚意”章所作反复修改，辨析诚意章在文本上的差异及其反映的哲学问题，指出“诚意”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应引起重视。吴震教授认为朱子视鬼神为阴阳造化之迹，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看法，在鬼神问题上强调祭祀实践行为的重要性，是朱子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
  方旭东教授运用道德哲学分析朱熹对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探讨它对当代道德行动的研究带来的启发。张锦枝博士阐释了朱子哲学的道德自然主义的表现、涵义、意义及其与道家自然主义之异同。吴长庚教授从总体上论述了宋明江西心学的发展。平飞教授归纳了当前朱子学研究的五大范式。吴吉民老师从宇宙的目的与人的使命出发，论述了朱熹生命宇宙观思想。
  二、朱子学术
  朱子经学是朱子学术的重要内容，四书学是其中的核心论题。陈荣开教授细致剖析了朱子对《中庸章句》二十二章的解释，指出朱子虽未在形式上将经文分节，却已在实质上将之分成三个部分，《章句》对圣人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理解有同有异。顾宏义教授分析了《四书》之名的来由，指出以“四书”作为专书之名，大体出现于宋宁宗嘉定年间。井泽耕一教授通过解读上海图书馆藏《金匮要略方》的“纸背文献”，阐释了南宋末期士大夫的《四书》解释研究。田智忠博士以有力证据逐条回应了《周易参同契》经朱子删改说之问题。
  朱子礼学是朱子学术中实践特色颇浓的部分。田浩教授以中国学生对《朱子婚礼现代版》民意调查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潜在力。朱杰人教授认为，礼学是朱子学术世俗关怀的集中体现，阐释了朱子礼学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戴扬本教授讨论了朱子礼学与时俱进、注重教化的特色。殷慧博士分析了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重实用的特点，指出其目的在于礼治工夫和义理适得其所，达到安邦定国的大治境界。朱茂男先生阐释了朱氏宗亲会在推动朱子之礼在生活中实践的行动与成就。
  朱子文学是朱子学术的应有之题。胡迎建教授探讨了朱子哲理诗局势大，气格高的特点，显示出朱子烛照天地、探究事物之源的哲人形象。方笑一教授讨论朱熹经学与古文的密切互动关系。
  三、朱子门人后学
  朱子门人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论题。朱荣贵教授从思想史角度论述了真德秀及其门人在宋末元初对朱子学的继承与传播。方彦寿教授从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两方面论述了朱门弟子陈宓。苏费翔博士分析了陈淳与黄榦关于《近思录》与《四子》在读书次序上的争论。徐福来教授探讨了吴与弼读书之功夫与境界。邓庆平博士论述了胡居仁工夫论卫道、主敬、穷理、重实践的特点。林月惠研究员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选取日本德川时代三位朱子学者思想为例，探究日本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接受，呈现出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四、海外朱子学
  朱子学在海外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海外朱子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论题正反映了朱子学的这一特点。彭国翔教授介绍了近三十年英语世界朱子研究的概况、趋势及意义，提出了解西方相关研究对于国内学者从事朱子学的必要意义。杨祖汉教授基于韩儒郭钟锡的心论的分析比较了其与朱子思想的异同。姜真硕通过对薛文清与李退溪哲学思想的对比性研究，认为若把研究朱子学的视野放在东亚地区，则所谓“明代时期朱子学之没落”的见解应被修正。汤浅邦弘教授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解读了代表日本江户时代知识据点的“怀德堂”所体现的朱子学特征，竹田健二教授就重建“怀德堂”所发生的学术活动的考察，认为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借助包含朱子学在内的汉学来提高国民道德。
  五、朱子理学教化
  朱子理学思想具有切实而广泛的教化功能。日本吾妻重二教授考察了东亚的书院、私塾，并且用文化交涉的观点对中国、朝鲜、越南、日本作了比较研究，强调以朱熹等人为首的民间学校“书院”在近世东亚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朱人求教授以朱熹为中心，从整体上论述了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的关系。鹤成久章教授探讨了明代科举与朱子学的关联，由此分析了体制化教学所带来的学习模式的变化。郭宏达老师用现代语言解读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六、朱子学与当代社会
  在全球化时代理解朱子学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无疑是必要的。李明辉教授探讨了朱子思想与现代政治伦理的关系，指出“内圣外王”的思想在现代民主制度中依然不失其意义。戴鹤白教授通过对朱子《庚子应诏封事》和《辛丑延和奏札》的研究，高度赞赏了朱子是道学理想和政治实践交相辉映的典范。吴国富教授分析朱子“天理”观的客观性，认为这是朱子救国救民政治主张的最高纲领。
  陈来教授在闭幕式上将本次会议作了六方面的归纳，同时概括出它的三大特色：体现出朱子学概念的广泛涵盖性；对明代朱子学有较集中深入的讨论；青年学者扮演了更积极角色，江西本地研究势头很好，出现了论文质量颇高的后起学者。本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进一步加强朱子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朱子学研究的水平，扩大江西思想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1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共襄盛会谈朱子，学人齐聚凤凰城
  ——“朱子经学及其在东亚的流传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思远
  旨在促进推动朱子学，尤其是朱子经学的研究，和国际学术的交流与互动，“朱子经学及其在东亚的流传与发展”（ZhuXi's Classical Studies and its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5月6日至8日在美国汉学重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State University）隆重召开。会议主办方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CMRS(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Studies），台湾“中央研究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来自美国、中国、台湾、日本与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十名朱子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出席了会议。这是首次在美国大陆召开的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盛会，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朱子经学”和其“在东亚流传与发展”这一主题共向大会提交了相关论文及报告22篇，内容广泛，涉及朱子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近年来朱子经学研究和其在东亚传播及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次参会人员较多，学术水平较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5月7日会议开幕式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伯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主持，大会主题报告发言人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严佐之教授分别就近年来朱子经学的研究成果做了历史回顾，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林庆彰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当代朱子经学的研究活动和未来课题，指出朱子学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东亚诸多国家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严佐之教授认为，研究朱子学，就要以类似宗教信仰者抱有使命感的精神来进行，读经要改进做人，承认其价值，就应该遵循其内容。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各路学者专家展开了激烈和富有建设意义的学术讨论。
  作为影响中华文化历史的学术伟人——朱熹，其经学思想和重大理论价值及其实际意义向来为中外学术界所关心和重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杰人教授做了题为《＜朱子著述宋刻集成＞与朱子著作的宋代刻本》的报告，详尽介绍了出版社对于朱熹著作宋代刻本的稽考与收录概况。朱熹著述内容广博，其著作在朱子生前即已大量刊刻传世。治版本目录学者，向来以宋版为重，而2010年也恰逢朱子诞辰八百八十周年，因此为了铭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编修《朱子著述宋刻集成》。然而庆元易箦后，更以空前之规模和速度被复制、被重新组合、甚至被仿冒而刻印问世。因此收集、鉴伪工作之艰巨，与宋刊朱子著作之文献与史料价值一样，是难以估量的。出版社近期已完成并将计划出版其整理目录中三种刻本：《周易本义》、《诗集传》和《孟子或问纂要》。
  国际著名经学研究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作了题为《杨慎对朱子的批评》的报告，林教授举出杨慎《升庵外集》卷二十四至三十七中对于与朱子说经之言的批评，内容详实，证据要言不烦，分别涉及《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三礼》、《论语》、《孟子》和《尔雅》等等。林教授运用生动的实例举出朱熹在解释《诗集》中有些概念的错误，诸如：佩饰、车驾、刀剑、泾渭二水位置等，并指出这与当时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条件限制有关。林教授演讲引起与会学者广泛热烈的讨论。其间也探讨了对于经书材料真伪问题，林教授寄语年轻后学要精进努力，不断整理辨别，为未来朱学做更大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严佐之教授在其《朱子经学管窥——读＜近思录致知篇＞札记三则》的报告中，集中讨论了三个概念。首先是读经之义，即为“格物致知”。严教授认为，经学不等于理学，只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另外理学“格物致知”的功夫主要途径是读书，圣贤之道，具载于经。其次，“自得”和“真知”的概念也是理学中重要的部分。最后，借用程朱理学中“路径”和“门庭”的概念，指出，为学读经，须先从大方向上寻对路径，进而须从师讲问，得立其门庭，最后要“归而求之”，去寻求“自得于心”的“真知”。在讨论环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车行健教授提出朱熹思想世界中关于“理学”和“经学”的关系问题。严教授认为，从著作原典来看，朱熹并未将“经学”描述为一种工具性的角色，或是一种能达到理性的步骤，因此“经学”的地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张素卿教授认为，读经为得治人，然而现实未必尽然，因此提出如何解决“内圣扩展，外王萎缩”的问题。严教授认为，修身治人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经验，读经修身人人可得，然而治人则为部分人所得，不应用势功角度审视意义更大的人生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汪学群教授在其题为《朱熹的易学观》的报告中提出，第一，从《周易》的次序来说，先有卜筮，象数，然后是义理，因此将《周易》定义为卜筮之书是强调其源头，并非等同于其为卜筮之书。第二，义理或理是卜筮、象数之理。反过来，《周易》之理有可以指导卜筮和象数。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林启屏教授在讨论中提出“范畴”和“语境”的关系问题。汪教授援引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的“范畴要围绕问题”的观点来说明，“理气”和“心性”等概念都应该放到具体语境中去探讨，若将某一个概念简单的放置于任何语境下，那么矛盾是自然而然都会存在的。
  其间，部分与会学者也着力于用不同的诠释视角来审视朱熹经学研究，提出了不少较有启发的观点。例如，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林启屏教授在其《朱子读书法与经典诠释：一个心理架构的进路》报告中主张，有关朱熹读书法的“心理架构”形成，重点不是读书法，而在心理的轨迹。因此一切伦理学问题也就转化成读经问题，读经为学问之“文眼”。林教授认为，通过阐释学的视角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面向和方式，因此易于彰显学术和思想的纹路。伽达默尔将“创作者”供起来的做法，易于读者主观动态动力的介入，因此新的意义也就产生。
  朱熹对于礼仪的论述在其著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意义和影响也较为深远。因此有不少中外学者对于此范畴着力研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向大会提交名为《当下关于（朱子家礼）现代化的复古响应—以婚礼为视角的观察》论文，田浩教授介绍了在北京举行的两场儒家婚礼，即复古知识分子张祥龙为其儿子举办的儒家婚礼，和北京大学宋代礼仪的研究生雷博和菁慧的复古婚礼，同时着重描述了朱杰人儒家的婚礼，认为《朱子家礼》在后世的传延，尤其是为朱杰人儒家婚礼仪式的现代化提供了灵感。通过展示当前力图恢复儒家经典礼仪的人们中间存在的多样性观点，以及面对朱杰人婚礼版本时所存在的差异，田浩教授希望藉此勘验当代中国这些恢复古礼或使之转化的尝试中所存在的复杂性、积极性和面临的挑战。很多复古支持者认为朱杰人仪式文本严格忠于《朱子家礼》，过于特别而没有广泛意义，并且有损中国新的全球化价值理念。田浩教授认为，通过强调朱子文化的普世价值，朱杰人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标准，凭借遵崇朱子学与现代性别平等观念的结合，朱氏婚礼颠覆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普世价值的预期。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形式反应思想，朱杰人婚礼仪式是遵循经典的现代优秀范本；值得推广和提倡；也有学者质疑，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的现代社会思潮不断影响的背景下，此种尝试是否有利于仪式，尤其是婚仪的复古问题。
  同样关注婚礼仪式的还有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郑卜五教授，在其《朱子＜家礼＞对台湾婚礼习俗之影响》中，郑教授认为，台湾现在的婚礼形式是中西合璧，古今随用的新形式，他主张观察传统婚礼仪式的演变与禁忌，重点要解析台湾“婚礼”仪式中所蕴含的意义。另外，关于礼仪方面，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姚永辉老师作了《宋代官私修礼仪文本的庶民化：以丧仪为中心的讨论》的报告，她提出，在世俗实践方面的影响中，官修和私修的仪典不可同日而语，从《书仪》、《家礼》等书的刊刻来看，但是应该有较为广泛的传播。社会舆论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必定对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明代地方志中大量出现庶民以践行《家礼》为荣的现象，正是这些社会倡导的远效应。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学者（Univer-sitaet Muenchen,Institut fuer Sinologie）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博士向大会提交了《黄榦、陈淳与＜四子＞》的报告，他用详实的史料分析了朱熹弟子黄榦、陈淳对于《四书》和《近思录》的不同看法，通过二人的信件实例阐释出《四子书》和“道统”的建立之间的关系。讨论中朱杰人教授主张，在了解朱子门派弟子对于四书看法的基础上，也应该爬梳朱熹自己对于四书顺序的认识。
  此外，在东亚流传和发展的研究领域方面，日本学者，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藤井伦明教授分析了日本江户崎门朱子学派三宅尚斋有关“格物穷理”论或“知觉”论之论述，探讨了其对于“格物穷理”理解的结构和特色，阐明有关日本崎门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相异之思维面向以及思想特点。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金培懿教授也作了关于日本皆川淇园《问学举要》论其为学法与古学、朱子学折衷的报告。在传播和影响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张文朝博士通过对朝鲜、中国传入《诗经》相关书籍及藩校的《诗经》教学，日本学者的《诗经》相关著作等的统计、分析、论述，分析了朱熹《诗集传》在江户时代的流传状况，作证其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力。
  大会总结暨闭幕式于五月八日召开，主持人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发言人分别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杰人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朱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此次盛会的意义及其将在学术界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外，他通过回顾台湾经学界，尤其是以林庆彰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团体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于大陆经学研究所做的推动贡献，并援引《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来提出大陆经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指出，“学”和“行”不应该分割开来，因此读书“内圣”的功夫要加以强调。他认为，中国学术无法离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学问而谈学问是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林教授在发言中总结，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设计领域广泛，分别探讨了群经总类、经学史、版本目录学、四书学、易学、诗经学、书学、三礼学等领域，对于日本经学的研究也关注较多。他强调大学的经学研究系统要加强，这样才能使得朱子经学的研究后继有人，同时主张扩大朱熹经学研究的领域。
  此次盛会整体上反映了国际朱子经学研究的水平和发展局面，在朱子学研究交流的平台上，准确地把握了当前朱熹研究的学界热点，有助于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更加深入地开展，它的成功召开必将对海内外朱熹经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为二十一世纪朱子经学的光明未来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2卷第2期，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系）
  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殷慧
  2012年10月24日至25日，由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联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的“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悠久且具有理学学术传统的岳麓书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学者围绕朱子学的诸多议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同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继续深入朱子哲学、经学等思想的研究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吴震教授都探讨了朱熹对皇极说的理解，陈来教授认为一方面肯定皇极之辩，的确涉及政治文化范畴。另外一面，朱子在和他的学生朋友之间讨论皇极的时候，更多地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和朱熹经典解释中常常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从学术和思想上来加以讨论。对朱子来说，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吴震教授则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两位教授对同一问题的探讨，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引起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
  朱熹的哲学思想一直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向世陵教授从仁心、觉心、本心的角度理解朱熹心论，指出朱熹心论的目的，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并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最后的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集中探讨了朱熹对命的思考，认为在朱熹的视域当中，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相辅相成、互动形成一种张力，作为命的主体——人正是这种张力的承担者及运用者，在现实中展示各自不同的人生。华东师范大学戴扬本教授则从祭祀的角度，分析了朱熹鬼神观念中的“天”之意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注意到近代以来关于朱熹格物致知论的“误读”，认为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将格物致知纳入到朱熹思想中那个完整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行程中去，才可能对格物致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文化精神的解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晓东教授探讨了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认为朱子《中庸》中所谓致曲的工夫，应当可以视同于《大学》格致之工夫。文章结论同时指出，简单地衡断朱子之工夫论，特别是其格物理论，为一种由知识而进入道德的工夫路径，恐怕有所偏颇。
  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就理学视域中的《中庸》中和论进行考察，在分析“中”“和”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中”与“和”、“中”与“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是“和”的本体，“和”是“中”的发用。“诚”是“中”的根本，“中”是“诚”的外在显发。
  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关注朱熹的儒佛差异论，指出朱熹判别儒佛，选择了“道体的分际”、“伦理的认知”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加以展开。朱熹对儒佛关系评判的主要特征在于：深层性、整体性、方法性（策略性）。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指出，朱熹诠释的“理一分殊”模式在概念使用和命题表述方面、《西铭》着眼点理解方面、《西铭》思想重点理解方面、《西铭》蕴涵的形上与形下运行方向理解上、对《西铭》仁爱观念所蕴涵的矛盾关系及其解决方式理解上都偏离了《西铭》的主旨。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则关注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批评。
  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从《大学》中的“功夫—效验”问题出发，探讨了朱子的工夫论学说。韩国外国语大学姜真硕教授则提交了英文论文，探讨了朱熹的工夫论和其哲学治疗的意义。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乔清举教授探讨了朱子的境界论思想，撰文指出，朱子的境界论分为天理流行、仁、功夫论几个方面，核心是主客体的审美性的统一。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所长徐公喜教授认为，宋明理学构筑了追求克己复礼到复理为仁的循环回归性模式，将克己复礼、复善、复性统一到复理，由内圣到外王，制度建设与道德约束的并行，实现了成圣的理想人格。
  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二者之间一以贯之。
  另外，朱子的经学思想也备受与会学者关注。殷慧、冯兵、姚永辉三位青年学者提交了关于朱子礼学的论文。朱子的四书学、朱子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及其自我建构、朱子的解经实践等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诸多思考。
  二、继续拓展比较朱子学研究、朱子后学研究以及元明清朱子学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陈昭英教授从美学的角度，比较了朱子与日本儒者伊藤仁斋对《论语》诗乐的诠释，发现朱子对艺术的体会已炉火纯青，非可以呆板的道学家视之。他的美学思想已成为儒家美学传统的一部分，后世儒者的诗乐理论想绕过朱子另辟新径，诚非易事。仁斋在诗乐美学方面对朱子有继承，甚至发扬。仁斋正是在朱子诗乐观的基础之上，为《论语》做出了新解。
  台湾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针对牟宗三先生所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二章的讨论，反思了牟宗三谈朱陆之争的主要论点，认为牟先生在面对朱陆的基本态度、对象山学是第一义的定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朱熹中和说的种种批评上，都应重新检讨，予以反对。
  韩国全州大学苏铉盛教授探讨了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发现朱熹常常将纯粹人性的问题放到宇宙论领域去探索，以此来确保仁的先验的、超越的普遍涵义与权威；而南轩对仁的理解和讨论则纯在人的心性论上展开。两人仁说论的分歧已经预示着宋代哲学从宇宙论或本体论方向逐渐转向心性论探索。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杨柱才教授从太极混沦、性气关系、心性关系等方面对朱子门人陈淳的理气关系论做了深入的讨论。方彦寿研究员阐述了朱子嫡传弟子黄榦在福州书院、庙宇和民居的艰苦教学实践，考证了朱子后学为发扬光大朱子学所作出的努力。日本茨城大学井泽耕一教授关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程陈尧道所撰《中庸》、《大学》注，探讨了南宋末期士大夫的《学》、《庸》解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朱杰人教授则对朱子著作在宋代的刻本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学者杨泽论述了元代理学家胡炳文对朱子《大学章句》的继承与发挥。湘潭大学陈代湘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邓庆平关注明代中后期理学家罗钦顺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继承，以及为完善朱学体系而做出的努力。田智忠、张天杰博士分别研究了夏炘、刘宗周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学者王胜军指出，从“大学之教”向“小学之教”的转变，是清初朱子学一条特别值得关注的进路，也是清代理学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台湾师范大学蔡振丰教授论述了清代茶山学与朱子学的关联，指出丁若镛的论说与朱子学具有互补的意义，而与清代的气学不属同一路向。北京大学哲学系彭国翔教授以清代康熙朝理学的异军彭定求的《儒门法语》为中心，探讨了清代理学立言、为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徽大学哲学系王国良教授探讨了朱熹与新安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安理学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充分肯定了朱熹及其新安理学的社会价值。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以退溪学和退溪学研究为中心，介绍了退溪学的特色以及中国退溪学的研究状况。湖南大学蔡慧清副教授介绍了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指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并非始于裨治文和卫三畏主办的《中国丛报》，而是Edward Cave英译自法文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最早的研究则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正值麓山“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与会学者遥想845年前朱张会讲之盛况，体悟、开掘朱子思想之精髓，会晤于书院明伦堂、文昌阁，谈玄论道，倍感其乐无穷。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