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语类》比较句研究
  刘建国（北京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刘子瑜副教授）
  该文以《朱子语类》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比较句式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和描写。该文首先将《朱子语类》中的比较句分为平比句和差比句，然后以比较词为标准，运用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对各类比较句式的结构特点和表义功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求揭示南宋时期比较句的发展特点和它在比较句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朱子语类》中的平比句数量丰富，主要有“与”字句、“于”字句、“如”、“似”、“若”字句和“比”字句。从使用频率来看，“与”字句最高，“如”、“似”次之，“若”的频率已极低，“比”仍处于兴起、萌芽阶段。从句式上看，平比句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如“X与Y一般／一样＋(W）”、“X如Y样＋(W）”、“X比Y不同”、“X比Y相似”等；但同时仍然保留了一些较具文言色彩的句式，如“X同／异于Y”、“X与Y相似”等。我们还对其中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平比句中用作助词的“相似”、“一般（一等、一样）”和“样”的虚化途径，“与”字句的两种否定方式以及新型平比句式“X＋与／如／似＋Y＋助词＋W”的产生和发展特点等。总体来说，《朱子语类》中的平比句类型多样，为平比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后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一种词汇兴替的过程。
  《朱子语类》中的差比句数量也较为丰富，主要有“于”字句、“如”、“似”、“若”字句和“比”字句等。从使用频率来看，“于”字句最高，“如”、“似”次之，“比”也较高，“若”字句已趋于消亡。从句式上看，差比句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宋代以前出现的旧有形式，但也出现了“一＋N+W＋于／如／似＋一＋N”递进式差比句。“于”字句的大量存在，说明《朱子语类》具有一定的文言成分。“比”字差比句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而且出现了三种平比句式。不过，由动词“比”构成的比动句和泛比句在该书中仍有较多用例，且类型丰富，可以表示平比、差比和极比三种语义类型，说明《朱子语类》中的“比”字句仍具有新老过渡的特点。
  在该文最后部分，我们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各类比较句式从先秦至近代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以发展演变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朱子语类》比较句的特点，指出它在比较句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朱熹论礼与理的关系
  延玥（南京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李承贵教授）
  该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将朱熹礼学思想与理学体系结合起来，一方面，在整体上展示一个完整的朱子礼学，揭示朱子礼学中的“理学”特色；另一方面，从朱子礼学反观朱子整体思想，力求在礼学角度认识朱子学说，探讨“礼学”与“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全文分六个部分，由序言和一、二、三、四、五章构成。
  第一章“以理训礼”概说，系统阐述朱子礼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宋代儒学“以理训礼”的历程，并概述朱子对礼的定义：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本章最后从心性本体、价值本体、修养工夫三个层面描述朱子最高哲学范畴“理”，为下文理与礼的关系张本。
  第二章阐述朱子赋予礼以内在性和至上性，出色地解决礼与性之间的紧张。朱子提出，礼是理的“气化”，礼同一于天理，礼内在于人性，这三点共同从根本上解决了这种紧张。第一，礼是人固有的性，“仁义礼智，性也”，给予礼以充分的内在性；第二，礼与理的同一，“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给予“礼”的存在以至高的正当性。
  第三章讨论礼的“仁”义。仁是理在人心的表现形式，仁包有仁义礼智，因此仁义礼智也是理在人心的外化；礼仍保持着天理之节文的属性，同时还内在于仁中，这就是仁、礼、理之间的关系。仁、礼、理是贯通一气的，仁是理在人心上的投射，礼是理的外化显现，践礼是体仁、明天理的过程。这样礼与理的关系就由“仁”深化、固化了；同时礼的内在性也更加牢靠地根植于人心之中。
  第四章谈习礼工夫。朱子强调习礼用敬和格物穷理，认为吾人时时收拾心神，点滴做起，层层剥离，最终可以明天理。这样的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给常人以信心，联系起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最终统一起来为学方法。朱子用一个“敬”字统一了明天理与习礼的态度，使礼与理在修养工夫论上达成一致。
  第五章谈礼学在朱子学说中的地位，并从朱子礼学角度看士大夫的基层敦化思想。朱子认为礼与理的关系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如果只谈理，那么只能落于悬空飘渺、不可把握。朱子的以理训礼一方面对空谈义理做了纠偏的努力，把修养工夫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给礼仪赋予了更根源性的含义，防止礼仪的虚文化。
  礼学是朱子学说的“外化”的途径，是朱熹的“理”在日用生活当中得以实现伦理教化的方式，具有实用性和目的性。礼学在朱子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考察朱熹礼学的整体脉络，可知礼是上源于天，内在于心的；同时从礼学角度回溯儒学，可知儒学自始至终都承载着对文化、秩序、和谐的诉求。
  朱子之“理”的形上诠释
  袁君华（复旦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郭晓东副教授）
  该文对朱晦庵哲学中的“理”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对现代著名思想家对于晦庵之“理”的概念进行了检讨。在冯友兰先生和牟宗三先生那里，他们在根本上是把“理”当作一种“存在性”或者“有”来理解，而张君劢先生则把“理”分在了自然和人伦两个世界进行讨论。该文还对于现在一般的以“理气”作为研究进路的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这可能是对于“理气”这对概念本身的一种“物”式的理解。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第二章中着重由“无极而太极”这个命题而讨论了“理”通有无的特点，即“理”既是无规定性，却又是“万化之根”，是“有”之所以生。以此来回应冯、牟二先生对于“理”的观点。同时，由“无极”的特点进一步说明“理”非同于一物的特点，并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在第三章中，主要从“五伦”关系入手，讨论了“理”作为社会角色的所以然和所当然。这里面涉及了“所以然”和“所当然”的统一、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常”和“变”的统一对于“理”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第四章中，主要讨论了“善”和“性”这两个概念的一系列问题。这两个概念都围绕“理”，表述“理”之“生”的特征，这一对范畴也牵涉到前一章所讨论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常”和“变”的问题。“理”也是“善”和“性”的统一，正是这两个概念共同完成了对于“理”“生”之特征的表达。最后一章，回到关于“理”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理一分殊”来加以讨论。提出“理一”和“分殊”其实仍然是一对同一的概念。所谓的“理一”表达的是“理”在万事万物中的有差异的统一性。正在这个意义上，也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可以有“理一”和“分殊”的两面性。
  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理”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尽管在文中看到了很多“理”不是什么，但是这不是什么也正引导着我们向“理”是什么而行进。虽然，我们最终也无法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说“理”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这些紧张关系中看到了“理”之意涵的丰富性，这便是有价值的。
  朱熹《论语集注》与刘宝楠
  《论语正义》比较研究
  张海珍（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刘韶军教授）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朝各代不乏为其作疏作注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与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两者体现了宋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学术特点，对注释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该文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对《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文的研读，比较两者注释方法与注解内容的不同，并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选题价值及意义，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并简要介绍文章的基本结构与大体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比较了《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释方法的不同：一是《集注》重释文义，《正义》重释字词；二是《集注》以道理为注，《正义》以历史背景或事件为注；三是《集注》多从自身内在角度注解，《正义》多从外在史料角度注解；四是《集注》层层递进、整体连贯之法，《正义》并列、比较之法；五是《集注》重教育后学，《正义》重考据辨析。第三部分主要从解释句意、关注内容、引申之义、阐释思想四个方面比较了两注的不同。第四部分主要从朱熹、刘宝楠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个人经历、注书目的等方面分析造成两注书不同的原因。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虽然在注释方法与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但都代表了宋代理学和清代朴学的最高成就，对《论语》学的研究与注释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朱子鬼神观研究
  傅锡洪（复旦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吴震教授）
  该文在揭示了先秦时代确立下来的儒家鬼神观的基本特色之后，分别从“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和“实践视域中的鬼神观”三个角度梳理了朱子鬼神观的思路及其特色。
  在第一章，该文介绍了宋以前儒家的鬼神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简要分析先秦时代子产论述“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儒家从修身与教化的角度对其言论的转化。其次分析孔子对于鬼神“敬而远之”的后置立场和“祭神如神在”的诚敬态度，这成为儒家鬼神论的基本纲领。
  第二章开始进入朱子鬼神观的正题，就朱子鬼神论的基本立场而言，鬼神是“第二著”，是无形象的、难理会的、不可测的。“以气释鬼神”是其鬼神观的基本思路，这主要表现为伊川“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以及张载“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观点。在谈到鬼的含义时，反思了以“自然化”和“理性化”等来解读朱子“以气释鬼神”的基本思路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偏差。随后讲到了鬼神的分类，鬼神可分为三类，不论是“阴阳造化”，还是“人死为鬼”、“神示祖考”，都是“气”的某种作用显示。也指出祭祀之鬼神与阴阳二气之鬼神并非是作为分类的依据，而是观察鬼神问题的不同视角和思路。
  第三章进入“鬼神以祭祀而言”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就阴阳二气而言，鬼神是“说无却有，说有却无”的观点，并且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了鬼神的存在形式的特点，即依赖于不同时期人心和社会风气的正邪。在澄清了鬼神“说道无，却有；说道有，却无”命题的内在逻辑，并进而在祭祀实践中对“鬼神有无”问题作了分析之后，转入全文的重点，即朱子认为只有在祭祀活动中才能确认鬼神为实在，也就是“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祭祀过程必须在观念上设定鬼神为有，而诚敬心是证实“鬼神亦只是实理”的关键。而由人的诚敬心所确认的鬼神是一个具体而非普遍一般的鬼神。由于鬼神的实在性端赖于祭祀中的诚敬，故朱子说“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在鬼神问题上强调实践行为，诉诸内心情感的重要性，是朱子鬼神论述的一大特色。同时须指出，“鬼神以祭祀而言”的主旨，决不是对“以气释鬼神”的基本思路的排斥，而是将其纳入进来作为祭祀鬼神论的内在坏节。
  基上述分析，在第四章进入实践活动的视域，透过朱子大量的祭祀、祷告和反对异端的行为，更好地理解朱子鬼神观与其思想的整体立场及其具体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朱子强调祸福由理，反对“淫祀”；顺生安死，反对“轮回”；沟通圣人，继承道统，展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朱熹《孟子》学研究
  王治伟（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朱人求教授）
  朱熹是南宋理学家，孟子是先秦思想家，两人处于不同时代。可是朱熹通过《孟子》文本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评价。朱熹《孟子》学即是对朱熹解释《孟子》论著的考察。朱熹对《孟子》的论述方式、解释原则以及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析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这种考察的意义在于，了解朱熹的思想背景、认识《孟子》思想的后世价值，也从而深入对朱子思想的理解。朱熹《孟子》学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是朱子面对《孟子》文本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建构。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绪论主要是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析。笔者试图通过文本对照、思想追溯等方式探寻朱熹《孟子》学思想。在比较朱熹和孟子的过程中去寻求朱熹意识的澄清和思想的分理。
  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对朱熹《孟子》学的研究对象做一客观的再现。通过对《孟子》思想的历史演变的追述，对宋代思想状况的客观考察，对《孟子》思想特质与宋代社会需求的适应等方面的深入考察，最终引入朱熹对《孟子》学的贡献，确立了朱熹《孟子》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朱熹《孟子》学进行分析。朱熹对《孟子》的解释有其原则立场，但经过解释学的评判和分析，朱熹《孟子》学仅仅处在另一个历史场域之中，不可能达到对《孟子》思想的还原目的。从朱熹的诠释原则来看，他所声称的寻求文本本意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坚持的体验圣人之心、通经以明理等原则，正是他偏离《孟子》原意，走向自我创造的重要步骤。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是对朱熹《孟子》学思想性的考察。朱熹《孟子》学是依赖于《孟子》的朱子学，不能无视《孟子》文本的基础性地位。本部分首先展开朱熹对性善论的解释。性善论是性即理命题的基础。朱子还不满性善理论的简单，用气来补充性善论的理论不足。其次，朱熹对《孟子》中心性关系的解释确立了心、性、情各自的位置和功能。并且确证了其在解释《孟子》过程中的由性到情的逻辑关系，从而承认性的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再次，朱熹对“求放心”的解释应该受到关注。因为“求放心”是《孟子》中的重要思想，在很多时候被当作个人修养的方式。朱子对“求放心”的解释不仅分别了“求”的两种不同意义，进而否定了“求”的必要性，而且扩展了“求放心”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操存工夫的表述。通过文本比照，探讨朱熹对《孟子》思想中的概念诠释，对理解和把握朱熹心性之学的来源与发展脉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四部分是朱熹《孟子》学研究的当代问题思考。文章的结论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并指出其局限性以及有待研究的方面。与近几年相关研究成果相比，该文是在历史地呈现朱熹《孟子》学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的分析和归纳，从而补充朱子学的理论基础并推动思想建构方式的探寻。
  朱熹生命观研究
  赵静（安徽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王国良教授）
  朱熹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生命思想内容。从生命观的角度对朱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能够有助于更加深刻的理解朱熹思想，从而凸显其思想的生命活力。该文主要从生命的内涵，生命的修养，生命的境界等几个方面，阐释论述了朱熹思想中生命观内容。
  该文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论述朱熹生命观思想产生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渊源。
  第二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思想中生命产生与内涵等内容。朱熹生命观的生命产生与内涵是通过“生—心—仁”的路数展开的，由“生生之理”到“天地以生物为心”再到“生底意思是仁”。天地宇宙以生为心，而人以仁为心，可以说生即是心，心即是仁。心—生—仁，这一生命观的内在结构为朱熹的生命哲学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生命养料。
  第三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中生命修养的内容，朱熹认为生命的修养不能只有道理和口号，关键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所以他提出了从“格物致知”到“仁民爱物”生命修养目标，和“持敬”与“穷理”，“慎独”与“意诚”的具体修养功夫。对于人类来说，至高无尚的至善仁德，是我们从天理流行中体贴出來的，使人类具有了道德主体性，如何穷得爱物的仁理，并完成实践爱物的仁德，为人类生命修养提供了可能性。而“穷理”之方是“格物致知”外向功夫。“格物致知”为其“居敬”和“穷理”的功夫做铺垫，打基础，为修养功夫的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慎独的修养功夫，又可以看成是“敬”的功夫的特殊运用。慎独是诚意功夫的必需，就像是人的饥渴得到满足，是之于自身而言的，不能有半点勉强自欺的成分。通过“慎独”、“诚意”的功夫，能达到“遏人欲而存天理”的目的，恢复人的本心自然，也能达到修身成德的终极目的。朱熹认为，人只有像这样，在生命修养功夫上，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具有圣人的人格，达到圣人的境界，体验圣人的乐趣。
  第四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中生命境界的思想，主要从达观的生死境界，善之仁与真之诚的境界，圣人之乐境界三个方面入手而阐述的。在有限的生命中达到无限的生命境界追求体验，这是朱熹对待生命的终极追求。
  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思想的价值意义，并对文章迸行了总结。
  朱熹“中和”说与理学内圣之道
  曾令巍（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徐仪明教授）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子哲学思想系统宏大，统摄理气、中和、性情等哲学范畴，涵盖本体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等内容，条理缜密，意蕴丰富。该文以中国哲学中之心、性等重要哲学范畴及其关系为切入点，针对朱子“中和”学说以及与之有关的成圣问题展开详实论述，而此成圣问题又可化解为“致中和”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关乎心、性论述均有文献可查阅，但是最有影响的，能发出莫大声光的是由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发起端。然而中国心性之学有所忽略，其原因大可由“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与“罕言性命”数语获知。但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学就是要将以仁、礼、乐等为核心的周礼之外在约制形式内在化，即转道德他律为道德自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孔子之仁学思想欲开心性学之源的倾向。继而孟子沿此思路发展并详细阐述之，进而开出“尽心、知性、知天”的由内在性最终指向超越性的道德向路。
  儒家经典文献《中庸》中关于“中和”即“已发”、“未发”思想有明确的阐释，但是和如何做涵养心体的工夫关系不大。而在宋代，这个问题又被拓展为如何具体落实“已发未发”时工夫的问题，成为理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其中最醒目的是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与二程有师承渊源的朱子对“中和”的体认先后经历了丙戌和己丑两次“中和”之悟，这两次“中和”表明了朱子摆脱道南学派的心理体验模式而在哲学上体验已发未发究竟何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心性情理论体系。为此厘清心、性、情三者关系对于解读朱子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对“中和”思想的体认过程中，朱子也分别确立了以“居敬涵养”为特征的道德理路和以“格物致知”为特征的理性思路，从而从内在性和外在性两个维度为成圣成贤之可能奠定了基础。
  关于成圣的问题势必要对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加以解释，即性善论假设可证之可能。成圣的问题亦可化解为“致中和”的问题，而前人关乎该问题的阐述大多就“中和”而论甚至滑向内心的神秘体验；然而自朱子始，不仅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亦从操作层面上给出了明确的修养方法和工夫，从而使得由心性修养以至“致中和”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