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吴冬梅（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陈卫平教授）
  该文认为儒学以“圣人”为最高理想人格，以培养“圣人”为讲学目的，以修身养性“成圣”为为学目标，儒学为“超凡入圣”之学。为了应对佛学之竞争，也为了儒学思辨性发展的需要，朱子以“心与理一”为其“心性论”的核心命题，以此与佛学的“心与理二”相区别，以此显示儒学优于佛学之处。
  朱子认为佛学所标榜的“心与理一”与象山的“心即理”均不同于自己的“性即理”，前二者貌似心与理合一，其实质是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心”中有“理”，象山“心”中有“理”，而佛家“心”中无“理”，这是儒学与佛学的根本区别。“心”是否要受“理”这个规范的引导，即，是“理”主宰“心”，还是“心”主宰“理”，是朱陆二人的分界线，也是朱子将象山与佛学一同批评的根本原因。佛学“心中无理”，因而谈不上是“理”主宰“心”，还是“心”主宰“理”。这是儒释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儒释之间的第三个区别是“心”是否能在世俗活动中得到净化，儒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佛学则认为只有脱离世俗才能净化心灵。因此，佛学是出世之学，而儒学是“超凡入圣”之学。
  “心与理一”思想传统悠久，从孔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二程之“理与心一”，汇成了儒学“心性论”的长河。朱子在汲取历史营养的同时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他认为，儒释之所以有“理一”与“理二”的区别，是因为儒学强调“一心”，而佛学主张“二心”；儒学认为心有体用，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心统性情”，而佛学以“心”为“性”，以“情”为“心”，颠倒、错乱了心之体用关系。因为“心中有理”，心之性为“理”，所以儒学之“心”既具有认识的功能，又是认识之本身，是“能觉”之灵与“所觉”之理的合一。因而佛学只能寻求出世之平静，而儒学却能入世而得超脱之乐。易言之，儒学认为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心与理一”的最高人格境界。在朱子那里，“心”搭起了“理”与“性”之间的桥梁，“心”是下功夫处，通过“涵养”与“穷理”等“心地功夫”的修养可以融“道心”于“人心”，使“人心”合于“道心”，追寻自然与循理统一的圣贤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