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朱熹的宗教思想》（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is），是西方世界朱子学研究的里程碑。该书出版后好评不断，《宗教杂志》（The Journal of Religion）评论说此书是“一本内容翔实、甚至一流的关于朱熹最有争议的宗教性质的研究著作”；［1］《美国宗教学术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评论说：“秦家懿的这本书，不仅是她所有的著作中最好的著作之一，而且，如果不是英语著作中最好的研究朱熹的著作，那也是最好的研究朱熹的著作之一”［2］，并说：“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世界介绍朱熹的里程碑著作，也是说英语的世界进一步以及未来研究朱熹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3］《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评论说，此书是无数研究朱熹著作中“脱颖而出的”一本［4］，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本无价的一卷本的介绍朱熹哲学的主要特征的英语专著”［5］。
  此书的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学、哲学和东亚学教授秦家懿（JuliaCh－ing,1934—2001），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硕果累累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海外知名的汉学家、宗教学家。著名学者钱钟书曾做过她的私塾教师，称赞她不愧为“名门才媛”［6］；国内知名学者李幼蒸说，秦家懿是他心中的“两位女哲学家‘偶像’”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克莉斯特娃［7］；伍贻业在《哲学并不高于宗教》中称她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学者”［8］。秦家懿精通宋明理学，兼治儒学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成就斐然。在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期间，先后出版了中英文学术著作15种，发表论文80余篇。主要著作有：《获得智慧之道：王阳明》（英、中、韩文版）、《儒学与基督教比较研究》（英、德、中文版）、《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与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孔汉思合著，有德、英、中、法、意、捷、韩等10多种文字版本）等。秦家懿在传播和研究儒学上做了很多有价值的阐发，对海内外儒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除在学术上成就卓越外，她还积极参与华人社区和非政府机构的活动，致力于实现普遍人权、争取西方社会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利。正因其成就卓越，1996年获得加拿大安省职业性华人奖状，2000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
  《朱熹的宗教思想》不仅是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儒学的必读之书，而且也是研究朱子学、儒学的性质的必读之书。全书第一次全面而又系统地探讨了朱熹的宗教思想，勾画了朱熹哲学思考的轮廓，为“儒学即是儒教”的主张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界对儒家宗教思想的研究。全书第十一章加四个附录。在第一章中，秦家懿介绍了朱熹那个时代的主流儒家思想，为朱熹的宗教思想的研究设定了智力和宗教的背景。在第二章中，她分析了“太极”概念的历史来源及演变，认为“太极”是朱熹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和统一原则，具有类似于“绝对者”、“上帝”的角色。她说：“为了确保这种超越性，朱熹强调太极也是无极。他这样做，说明他的‘太极’与其他传统的哲学和宗教所说的‘绝对者’非常相似。”［9］并在附录三中说：“‘太极’这个概念最接近西方有神论哲学中的‘上帝’概念，它是朱熹整个形上学体系的基础和中心，用以解释万物之间的有机的相互关联。”在第三至六章中，她考察了鬼神的性质、礼仪的作用、道德的完善和自我修养，并发掘出其中与终极伦理关怀相关的儒家宗教情感。在第七章中，她分析了朱熹与他同时代人尤其是陆九渊的哲学争论，并在第八至九章中描绘了朱熹把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融合到他自己时代的宗教需要中的情形。第十章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清晰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评论者批评朱熹的哲学体系和概念的图画。第十一章用当代的需要和问题评估了朱熹思想的相关性。秦家懿认为，朱熹哲学的开放性使朱熹哲学能创造性地生产出有洞见的思想，朱熹关注的问题仍是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亚洲研究杂志》评价说：“虽然朱熹提出的问题可能不再是那些我们大多数人每天清早就能意识到，并且是许多夜晚辗转反侧以求解答的问题，然而，它们决不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它们关注的决不是陈旧而又自负的少数几个问题。秦家懿提醒我们，正如朱熹所做的那样，通过坚定的人类经验和弱点（through gritty human expe-riences and vulnerabilities），沉思和追求超验是永远没有伤害的。”［10］秦家懿没有把她的研究局限于中文语境内。在附录中，她很有见地地用朱熹与怀特海作比较。比较了他们的宗教思想，论证了朱熹思想的宗教性，这种比较的深刻性值得那些关心比较哲学和神学的学者借鉴。
  牟宗三曾指出：“一个文化不能没有它的最基本的内在心灵。这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使文化有独特的所在。依我们的看法，这动力即是宗教，不管它是什么形态。依此，我们可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与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同样，即要通过作为中国文化之动力之儒教来了解。”［11］如果牟宗二的所说是正确的，那么《朱熹的宗教思想》是一本揭示朱熹思想的宗教本质，例证儒学的宗教性，揭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的意义重大的著作。
  《朱熹的宗教思想》不仅是一本意义重大的著作，而且是一本深思熟虑的著作。写作此书，花费了秦家懿很多时间和心血。在“前言”中，秦家懿说：“我对朱熹感兴趣已经超过了二十年。”［12］“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他。我主要把重点放在他的宗教思想上，集中在朱熹白己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13］在大量阅读第一手和第二手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秦家懿发掘了大量朱熹的宗教思想、并作了重构，“在讨论朱熹的宗教思想时，我必须处理哲学的、宗教的和历史的材料。我主要遵循的是在一种广阔的历史文化框架内的文本注释的方法。我没有简单地重复或翻译文本所说的内容，而是为了揭示它们而提供一种宗教—哲学的解释。我已经广泛地阅读了朱熹本人的著作和《朱子语类》，并把重点放在其中感兴趣的宗教上。我也从他的一些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及许多中文、日文、英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的第二手材料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4］“在这里，我不仅要进人朱熹的文化背景中，而且力图通过重构他的宗教哲学意识的发展来把握他的意图。”［151任何阅读此书的读者都会对秦家懿渊博的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从她广泛的参考各种文献上可以得到证明。
  《朱熹的宗教思想》是一本富有启发的著作。作为一位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秦家懿在对朱熹进行研究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她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出发点、视角、方法以及结论，对国内学者其有很大的启发性。这可以借用徐中玉教授在《国外汉学史》一书的“序”中所说的一段话中得到说明，他说：“……外国学者或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由于所处文化环境宽松，久已养成可以充分各抒己所见的性格习惯，可以就自己的所见所感，自由阐发其特有兴趣，领会的感受，畅所欲言。所以往往能从中接触到某些新的或竟大出意外的见解，大可思考的问题。……无论思维方法，研究视野，工作领域，都有助于丰富、拓宽、开发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悟力。”［16］
  “儒家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朱熹的宗教思想》与这个问题相关。在这本书里，秦家懿提出了一个最有争论的结论即“朱熹的主要思想在本质上是宗教的”［17］。《美国宗教学术杂志》评论说：“用西方所使用的更狭义然而却是更一般意义的‘宗教’概念来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朱熹哲学的‘宗教’维度实际上更具形上学的特征而非宗教的特征。因为朱熹的太极是导致世界的有序事物的创造原则和解释原则，而不是一个创造者即上帝。另外，在太极的概念里，没有救世或启示的意义。此外，朱熹在处理鬼神时，用气的活动给了它们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因此，朱熹不会比亚里士多德更具有宗教性，后者提出了不动的推动者。”［18］那么，能否说朱熹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秦家懿看来，朱熹是一位有神论者，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存在，认为神是有意识的，具有个性，但不是神人同形同性论上的神。她说：“至高无上的神就是朱熹所说的上帝吗？如果我们用那个词指的是理，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在朱熹的思想中则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神存在是错误的，同样，不相信有全能的神的存在也是错误的。他的困难之处似乎是在处理神人同形同性论上，而非有神论上。他的‘上帝’是一位哲学意义上的神，是一种哲学的理或原则，然而，与此同时，被称作神灵的不是没有意识的，我们可以赋予神灵以个性。”［19］这表明，朱熹所理解的神，介于自然神论中的“理神”与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格神”即上帝之间。秦家懿把朱熹独特的儒家精神放在基督教神学的对话语境中，全面而又系统地解说了朱熹的宗教思想，有力地论证了朱熹思想的宗教性。因为虽然朱熹可能不相信有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上帝存在，也不相信有救世或启示，但在最广泛的宗教意义上，只要朱熹的信念根植于他对现实世界的形上学的理解中，只要朱熹的道德哲学建立在敬畏的基础上，人们都可以认为朱熹的思想是“宗教的”。可以断言，从此书以后，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如果发现儒家传统中有宗教的成分，就不必缩手缩脚、遮遮掩掩、大惊小怪了。虽然书中的观点可能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从今以后，那些已经读过这本重要著作的人要忽视朱熹思想的宗教维度将是非常困难的。”［2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