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的专著《朱熹＜家礼＞实证研究——附宋版＜家礼＞校勘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可谓是近年来朱子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部巅峰之作。
  编译此书的具体设想，始于笔者2010年1月作为客座教授访问关西大学之际，当我初步翻阅此书的前身《朱熹＜家礼＞版本及其思想的实证研究》（大阪关西大学文学部2003年版）之后，便有向大陆学界译介此书的想法，因为这项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将儒学置于人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层面来进行考察的问题意识及审视角度，正与我当时对明清以来儒学世俗化的问题关心可谓若合符节。在历时近一年的编译之后，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编译完成之后，我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等问题有一些感想，略述如下。
  吾妻教授（以下根据场合，简称作者）的名字近来常在中国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出现，不过他的专著在大陆出版似是首次。所以，首先我想先从作者的研究业绩说起。我与作者相识已将近20年，据我的初步了解，作者在80年代初就学于早稻田大学以及留学北京大学时，即以宋代儒学（他喜欢使用作为体制层面的“儒教”一词）特别是朱子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在2003年向早稻田大学提交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版），当然这篇博士论文是集作者20余年之研究成果而成。就在整理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其实他的研究兴趣已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不仅从朱子哲学思想向宋代一般的思想文化延伸，而且由儒学而旁涉佛道，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宋代思想研究——围绕儒教、道教、佛教的考察》（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版）便是其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收录了作者自1987年至2009年的多篇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学界很少将中文论著译成日语出版的现状当中，作者却花费不少精力翻译了几部经典性的中文论著在日本出版，对于推动中文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的传播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部译著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成立篇》（共译，富山房1995年版）、熊十力《新唯识论》（译注，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版）、冯友兰《冯友兰自传——中国现代哲学者の回想》1、2（译注，东洋文库本，平凡社2007年版）。作者之所以译介冯友兰，这或许与他早年曾在北大问学于冯友兰的经历有关，奇妙的是，他为何翻译熊十力的那部晦涩深奥的论著呢？我在与作者的一次交谈中终于得知，他以为这部文言本《新唯识论》其实较诸熊氏的其他论著并不难懂且非常有趣，令我慨然无言以对，显然这表明作者对熊氏哲学亦曾深感兴趣。
  近年来，随着2005年“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中心”（略称CSAC）及2007年“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略称ICIS）的相继成立，作者的研究重点更由中国大陆向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广泛涉及近世东亚的儒教思想及其礼仪制度包括东亚的书院文化。作者作为ICIS下设的“思想·礼仪班”的主持人，正积极展开相关的研究。现在向读者奉献的这部专著《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则是属于有关朱子礼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表现出思想与制度、观念与行为的结合，而其审视问题的视野并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横跨近世东亚。
  那么，作者的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真知卓见？作为编者的我虽然不仅通读原书而且对译文校对过一遍，但仍然不能说已经全部掌握了本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贡献。以下仅举四点，以窥本书学术价值之一斑。
  其一，正如书名中的“实证研究”所示，本书的研究特点也是其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作者通过十分严密的实证性研究，向泛中文学术圈（较汉字文化圈的涵义更为宽泛，包含以中文阅读为写作背景的西方中国学者）提供了今后可以充分信赖的《家礼》文本（text）。作者以南宋末周复本《家礼》为底本，采用了其他9种刊本作为参校本，在尽可能全部掌握及仔细研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作者对宋版《家礼》进行了几乎是巨细靡遗的严密校勘。我可以负责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学界所未见的对《家礼》的一项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可谓向学界提供了一部《家礼》“定本”。而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收集及参考的《家礼》文本还远远不止于上列10种，若将各种《家礼》的再编本、注释本、解说本以及日本及朝鲜的重要刻本及手抄本包括在内，则其参考的《家礼》文献的数目至少在30余种以上。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文本字句的校勘，在其有关中国儒教仪礼的思想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方面，也贯穿着实证研究的精神。作者相信实证研究是以揭示历史原貌、逼近历史真相为职志的史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此，编者也深信不疑。
  其二，本书研究在考证上有重要创获。我们知道，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并得到《四库全书》编撰者的认同以来，几成“定说”。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家礼》可能并非朱熹亲撰，如元代“武林应氏”（经作者考证，即钱塘应本），但对此进行所谓严密考证的无疑是王懋竑。当然，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伪作说”屡有质疑并提出了种种反驳，但是从文献考证上全面推翻王懋竑的“伪作说”，认定《家礼》为朱熹亲作，惟有通过作者的本书研究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可以说作者的这项研究工作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研究结论使得《家礼》得以实至名归——重新归入朱熹名下，而且这一研究结论亦完全有可能成为此后学界可以信从的“定说”。当然作者也正确地指出，《家礼》虽为朱熹亲撰，但非完本，而是“未及更定”（黄榦语）的稿本。
  其三，本书研究的视野非常开阔，例如在《家礼》对后世有何影响的问题上，作者通过坚实的实证研究断然指出，与朱熹《四书集注》相比，朱熹《家礼》不惟在近世中国后期（如明清时期），而且在近世东亚所产生的影响要更为广泛和深远。向来，在日本学界有一种见解，以为朱子学（宽泛地说，可以说儒教思想）在近世日本的影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只是知识人的一种研究兴趣、知识癖好，而在社会的一般生活层面，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之影响则相当有限，即便以儒教仪礼以及《家礼》为例，近世日本的儒学家对此虽有细密的研究，但基本上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丧葬礼俗等毫不相关。然而作者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家礼》不仅在李氏朝鲜——无论从研究的层面还是从实践的层面——得到过长足的发展，而且在江户日本也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至少《家礼》一书曾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丧祭等礼仪方面，可以看到《家礼》的深厚影响。例如江户初期的儒官林罗山仿照《家礼》为其母设计“木主”、17世纪著名的地方诸侯也是水户学的奠基者德川光圀竟然津津有味地仿制“深衣”，即是其中的显著案例。重要的是，作者也注意到江户初期不少儒者抱有一种欲以中国礼制中的“深衣”成为日本儒者的正式服装的愿望，并不断进行研究、尝试制作，但最后还是由于不合日本风土以及难以复制等各种原因，而最终未能如朝鲜一般流行穿着深衣，这就表明日本儒者在接受和容纳中国儒学之际，仍然不得不受制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因素。我以为作者的这些细致缜密的研究虽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作为其前提设定，然而其研究的结论却深刻表明，文化交涉并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已，事实上，在东亚文化交涉过程中充满着多元交错的复杂现象，不能说中国儒学对于日本而言，就具有宰制性、笼罩性的绝对影响，这正是作者虽未明说而又能自然得出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其四，此书研究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不用说，有关仁礼的道德思想历来是儒教的重要内涵，然而就儒家经典“三礼”而言，由于自汉唐以来，一直遵守“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因而使得这些经典在一般社会生活层面的落实推行就受到很大的局限，然而作为家庭乃至宗族的行为规范的礼仪问题，自北宋初以来就逐渐受到士大夫的关注。如果说王安石重视《周礼》，主要还是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考虑如何安排制度的话，那么司马光撰述《书仪》则表明，制度安排不仅要落实为仪礼规范的制定，重要的是，这套仪礼规范与如何正确引导士大夫的一般生活、规范普通百姓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在继承二程及司马光的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家礼》的出现，标志着儒教仪礼由思想落实到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而且随着《家礼》在此后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实行以及跨越边界传至朝鲜和日本，正如作者所说，由此《家礼》构成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在内的近世东亚传统文化的要素之一。因此《家礼》研究也就成了揭示并了解东亚文化传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吾妻重二语）。不得不说，作者由此一问题意识出发，展开《家礼》的实证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且深远的学术意义。以往中国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学者，往往比较容易偏向于对具有一贯性的重大思想问题的关注，相反对于儒学理论如何制度化、生活化乃至世俗化等具体思想问题却缺少必要的关心与扎实的研究，以至对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礼仪行为模式的了解常常落于“习焉不察”的境地。
  最后，我可以坦率相告，吾妻先生的这部论著对于我们从当时的生活及制度的实际层面来重新审视朱子学的思想系统特别是全面把握朱子礼学思想体系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以来近世中国的礼仪思想及其行为方式亦将有莫大之帮助。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22日第9版“书评周刊”，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