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这方面的课题有许华峰《两种＜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残本对朱子学研究的价值》、郑丞良《百年论定——试论黄榦＜朱子行状＞的书写与朱熹历史形象的形塑》两篇论文，以及李庆辉的硕士论文《道、道统与躬行——黄震理学思想研究》、李蕙如的博士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等，系从朱子的几位后学者对朱学的诠释，考察朱学在历史世界中的开展。
  朱熹一生讲学，众多弟子曾留下许多笔记，并在其身后汇编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但是此书采分类编排，为求体例上的一致，对原语录文字往往予以改动，并非原始面目。许华峰一文针对考察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两种《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残本，指出这是语录中最早刊行的一种，保留了朱熹诸弟子较原始的记录形式，现存约二千二百七十五条，总数占黎本的16％，十四家的语录中，有十三家依时序编排，提供了许多线索，包括更详细的记录时间地点、大量依时间顺序编排的语录、语录的异文等。透过这些数据，不但可以了解黎本《语类》的编纂原则，补正其删略、遗漏与错误，同时更提供了相关语录条文系年的重要依据，有助于研究朱子师生互动的概况。［7］
  近年来，对于理学的研究，不限于思想的哲学辨析，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朱子与其后学透过种种竞争、争论，在思想领域确立其正统地位。《朱子行状》自南宋黄榦（1152—1221）撰成后，一直被视为了解朱熹生平、思想的重要文本。不同于哲学思辨取径的道统问题，郑丞良在《百年论定——试论黄榦＜朱子行状＞的书写与朱熹历史形象的形塑》一文中试图讨论《行状》成型的过程与其背后的现实历史脉络。《行状》草成后便受到师门同志的质疑，认为应着重于学术成就与圣贤气象，而非纷扰的政治纠葛。黄榦则以为朱熹的道、理，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具体展现在他的政治议论与进退出处上。于是《行状》前半以关心民瘼、反对近习、批评时宰为主要书写脉络，最终则归结汇聚于朱熹晚年的庆元党禁。黄榦采“卫道必严”之书写态度，不仅依朱熹议论树立判定错综复杂政局之价值标准，亦梳理曾为同党却识道不明的宰执与异议之徒。借此，他所撰写，乃是理解朱学与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的关系，在嘉定更化的政治氛围中，形塑朱学较其他学派更具政治正当性的依据，在“百年论定”的寄托下，最终形塑出以朱熹为道体展现的当朝史观。［8］
  李庆辉的硕士论文《道、道统与躬行——黄震理学思想研究》以朱子学者黄震（1212—1280）为中心，讨论“躬行”实践如何影响黄震的理学思想。南宋末年，理学逐渐确立其中心地位，但也产生了学说僵化、混淆的危机。从理学道论的认识出发，黄震提出“躬行”作为解决之道，他认为理论与实践是“道”的一体两面，当时在流弊冲击，理论与实践处于失衡状态。这样的观点，进一步体现在他对“道”与“道统”的理解上。在“躬行”实践下，他对于理学道统之“传道”、“传心”有不同的诠释，松动了道统人物的概念，虽然并未全然脱离理学之束缚，但是在安排理学人物与非理学人物已有吸收、融合的趋向。在实践活动上，李文从性论、圣人作为讨论的焦点，考察其实践的价值预设，指出他的实践概念，并不仅是心性功夫之修养，更接近于回到北宋学术的样态，以“诵书读书”、“隆师尚友”作为根据。透过黄震，可以看到理学成形之后，新一代的后学者如何在学术与现实之间进行新的转化与思考。［9］
  宋明理学各有思想上精彩的开展，元代理学在这方面虽有所不及，但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李蕙如的博士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便以元代最重要的朱子学者许衡为中心，讨论这段时期的理学与其历史定位。许衡认为元代治国的困难，在于伦理纲常秩序遭到破坏，蒙古贵族嗜杀好利的文化也成为推动汉法的障碍。因而许衡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历史的脉动下，以经世的热忱，致力于理学的推动，为理学做了宽泛的解释。许衡相当程度做到了“内圣外王”的事业。在学术上，他不及稍后的吴澄，然而他的理学历史位置不在理论上的贡献，而在传播与制度的建立。本篇论文指出，许衡的历史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易简的学术诉求、务实的经世态度，获得元帝的认可，制定各项典章制度。紧密结合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总结出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必行“汉法”的规律，影响了元初的政治走向；二是开元朝国学之先河，奠定了元朝国学的教育制度，为日后朱子学成为科举之正典建立了基础。在具体的实践上，包括保存收集杭州的官版书籍、推动国子监的书院化、兴建各地书院、理学家从祀孔庙等。经由许衡的努力，朱熹的思想被复制、简化为实用的观念与实际的行动，成为经世主张，进入社会生活。尽管因此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但也在众多思想、信仰竞逐的元代政局中，确立了此后朱子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