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这方面的课题有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进程分析》、杜保瑞《对王阳明批评朱熹的理论反省》、蔡龙九《论＜述朱质疑＞对“朱陆异同”的评析效力》三篇论文。
  陈逢源指出朱熹成学之路多有转折，分别而论无法得见义理全体，统合而观无法见其思想历程；朱熹如何回应北宋儒学议题，由掺杂佛道而归于纯粹，开出自身系统，仍有待发覆。《四书章句集注》保留了朱熹不同阶段的心得，由此切入，可以了解朱熹汇聚众流的情形，窥见南宋儒学发展形态。朱熹先是从学李侗，弃佛从儒，进而溯及罗从彦、杨时，又问道张栻，了解察识之功，进而上达胡氏父子与谢良佐。这时的南宋学术，道南一系，杨时气柔，湖湘一系，谢良佐气刚，各走一端。朱熹从道南到湖湘，从静入敬，又以敬摄静，由本体见功夫，又由功夫以见本体。在往复之间，确立其“中和新说”，融贯北宋二程所传“静”与“敬”法门，朱熹一生的学术宗旨，遂由此确立。［4］
  哲学史上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别深入人心，学界多重其异，少论其同。但是阳明的一生正是在朱熹的话语系统中，形成自己不同的看法，其实受到朱熹影响很深，两人的差距并非一分为二那么极端。杜保瑞的论文指出，从文本诠释角度言，两人的差异实可消解，因为其所异者并非同一事，关键在于问题意识不同。杜文以朱熹、阳明的问题意识出发，指出阳明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功夫论进路，“析心与理为二”的批评，是以“心即理”的本体功夫，对上朱熹“先知后行、格致穷理”的功夫次第论；阳明“仁义内在”的本体功夫论，对上朱熹“一物有一物的道理”的存有论普遍原理，亦是如此；阳明批评朱熹分尊德性、道问学为二，但朱熹其实是在反省修养实践在哪一方面做得不足，在理论层次仍然将两件事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杜保瑞指出，这些皆属哲学基本问题的错置，文不对题，失去批评的准确度，两人虽有差别，但却无对立，都在儒门的脉络下。［5］
  相较于杜文从文本诠释观点论朱陆二者并无对立，蔡龙九的论文则介绍及分析一位清代学者夏炘《述朱质疑》的作品，认为朱陆二者有其根本不可调和之说。夏炘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等主“朱陆同”甚至“朱王同”的观点予以批评。他在“朱陆异”的主张上，又更进一步，认为朱子早年与晚年的思想一致，反对陈建、陆陇其“朱子早年同于象山之禅”的说法。该说认为“朱陆早同晚异”，早年皆有禅学一面。崇朱立场的夏炘对此深觉不妥，认为朱子“出入二氏之时，亦不过格物致知无所不究”，指出朱子早年已有圣学非仅有佛老，正式归向儒门的时间点也早于《朱子年谱》的记载。夏炘也反对李绂，李绂认为朱陆两人中年屡相见，“朱子与陆子之学”到晚年已是若合符节，唯两人互论之处冰炭不相入，因为两人晚年不及相见，无极太极之辩未及调和，已经被门人各守师说。夏炘则认为朱熹教学中偶有近于陆学的观点，只是因材施教的权宜而已，不是朱子之全论。［6］以上杜文从现代哲学的学术观点指出“朱陆无对立”，与清代夏炘从传统义理分析得出“朱陆无可调和”，二者论点之所以歧出，应也是杜文所说两人的“问题意识”不同所致。看来朱陆异同的学术论辨议题，仍待方家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