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这方面分别有陈振崑《论朱子“心统性情”的“心”是“本心”还是“气心”？》及胡元玲《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两篇论文。
  陈振崑一文从阳明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起始，讨论朱子学心性论中重要的概念“心统性情”，指出过去学者多以朱熹与陆王相对，对朱子学“心”的认识有二元对立的局限。通说，象山提出“心即理”，主一形而上的“本心”，朱熹则摄取张载“气质之性”观念，以“理气二分”，主“气心”。到牟宗三，更指出朱熹具有“心性情三分”的系统，“性”属于理的形上层面，“心”与“情”则属于气，为形下层面。陈文试图提出另一种诠释，指出朱子论“心”同时有两个层面，既是含具万理的先验道德主体，也是具有主宰与知觉功能的经验主体。这是一个主体的两个层次，而非分开的两个主体。从后者出发，“心”乃是意志自由的道德修养功夫主体，其分辨抉择，表现出趋近“道心”或“人心”的德性功夫之可能性。［2］
  胡元玲《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一文则关注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指出过去学者多重视宋代理学中沉静一面，认为北宋到南宋在思想气质上有一外向到内敛的变化，然而朱熹的思想中其实具有刚毅的一面，只是长期被忽略。胡文以朱熹《周易本义》开展，引证“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指出朱熹的修养功夫，要在成就刚健自强的精神。朱熹以为坤卦偏于持守，不若乾卦透彻、斩截刚果，在此，朱熹的易学与功夫论实为一贯。朱熹论颜渊与仲弓的修养，一奋发，一谦退，更推重前者，更可见到实践上朱熹的乾道精神，并且进一步行于他的为学、为道乃至政治理念中。这也正是钱穆先生所言，“朱子实亦有意为儒学创出一新局面，要人天旋地转雷动风行般去做，惜乎此后理学界，绝不能在此一方面深识朱子之用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