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论文方面，近三年来台湾朱子学的研究成果殆可分为以下四类，提要如下：
  （一）着重于朱子学内部的思想与观念问题
  这方面分别有陈振崑《论朱子“心统性情”的“心”是“本心”还是“气心”？》及胡元玲《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两篇论文。
  陈振崑一文从阳明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起始，讨论朱子学心性论中重要的概念“心统性情”，指出过去学者多以朱熹与陆王相对，对朱子学“心”的认识有二元对立的局限。通说，象山提出“心即理”，主一形而上的“本心”，朱熹则摄取张载“气质之性”观念，以“理气二分”，主“气心”。到牟宗三，更指出朱熹具有“心性情三分”的系统，“性”属于理的形上层面，“心”与“情”则属于气，为形下层面。陈文试图提出另一种诠释，指出朱子论“心”同时有两个层面，既是含具万理的先验道德主体，也是具有主宰与知觉功能的经验主体。这是一个主体的两个层次，而非分开的两个主体。从后者出发，“心”乃是意志自由的道德修养功夫主体，其分辨抉择，表现出趋近“道心”或“人心”的德性功夫之可能性。［2］
  胡元玲《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一文则关注朱子学中的乾道精神，指出过去学者多重视宋代理学中沉静一面，认为北宋到南宋在思想气质上有一外向到内敛的变化，然而朱熹的思想中其实具有刚毅的一面，只是长期被忽略。胡文以朱熹《周易本义》开展，引证“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指出朱熹的修养功夫，要在成就刚健自强的精神。朱熹以为坤卦偏于持守，不若乾卦透彻、斩截刚果，在此，朱熹的易学与功夫论实为一贯。朱熹论颜渊与仲弓的修养，一奋发，一谦退，更推重前者，更可见到实践上朱熹的乾道精神，并且进一步行于他的为学、为道乃至政治理念中。这也正是钱穆先生所言，“朱子实亦有意为儒学创出一新局面，要人天旋地转雷动风行般去做，惜乎此后理学界，绝不能在此一方面深识朱子之用心。”［3］
  （二）涉及朱子成学进程及朱陆异同论辨之课题
  关于这方面的课题有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进程分析》、杜保瑞《对王阳明批评朱熹的理论反省》、蔡龙九《论＜述朱质疑＞对“朱陆异同”的评析效力》三篇论文。
  陈逢源指出朱熹成学之路多有转折，分别而论无法得见义理全体，统合而观无法见其思想历程；朱熹如何回应北宋儒学议题，由掺杂佛道而归于纯粹，开出自身系统，仍有待发覆。《四书章句集注》保留了朱熹不同阶段的心得，由此切入，可以了解朱熹汇聚众流的情形，窥见南宋儒学发展形态。朱熹先是从学李侗，弃佛从儒，进而溯及罗从彦、杨时，又问道张栻，了解察识之功，进而上达胡氏父子与谢良佐。这时的南宋学术，道南一系，杨时气柔，湖湘一系，谢良佐气刚，各走一端。朱熹从道南到湖湘，从静入敬，又以敬摄静，由本体见功夫，又由功夫以见本体。在往复之间，确立其“中和新说”，融贯北宋二程所传“静”与“敬”法门，朱熹一生的学术宗旨，遂由此确立。［4］
  哲学史上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别深入人心，学界多重其异，少论其同。但是阳明的一生正是在朱熹的话语系统中，形成自己不同的看法，其实受到朱熹影响很深，两人的差距并非一分为二那么极端。杜保瑞的论文指出，从文本诠释角度言，两人的差异实可消解，因为其所异者并非同一事，关键在于问题意识不同。杜文以朱熹、阳明的问题意识出发，指出阳明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功夫论进路，“析心与理为二”的批评，是以“心即理”的本体功夫，对上朱熹“先知后行、格致穷理”的功夫次第论；阳明“仁义内在”的本体功夫论，对上朱熹“一物有一物的道理”的存有论普遍原理，亦是如此；阳明批评朱熹分尊德性、道问学为二，但朱熹其实是在反省修养实践在哪一方面做得不足，在理论层次仍然将两件事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杜保瑞指出，这些皆属哲学基本问题的错置，文不对题，失去批评的准确度，两人虽有差别，但却无对立，都在儒门的脉络下。［5］
  相较于杜文从文本诠释观点论朱陆二者并无对立，蔡龙九的论文则介绍及分析一位清代学者夏炘《述朱质疑》的作品，认为朱陆二者有其根本不可调和之说。夏炘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等主“朱陆同”甚至“朱王同”的观点予以批评。他在“朱陆异”的主张上，又更进一步，认为朱子早年与晚年的思想一致，反对陈建、陆陇其“朱子早年同于象山之禅”的说法。该说认为“朱陆早同晚异”，早年皆有禅学一面。崇朱立场的夏炘对此深觉不妥，认为朱子“出入二氏之时，亦不过格物致知无所不究”，指出朱子早年已有圣学非仅有佛老，正式归向儒门的时间点也早于《朱子年谱》的记载。夏炘也反对李绂，李绂认为朱陆两人中年屡相见，“朱子与陆子之学”到晚年已是若合符节，唯两人互论之处冰炭不相入，因为两人晚年不及相见，无极太极之辩未及调和，已经被门人各守师说。夏炘则认为朱熹教学中偶有近于陆学的观点，只是因材施教的权宜而已，不是朱子之全论。［6］以上杜文从现代哲学的学术观点指出“朱陆无对立”，与清代夏炘从传统义理分析得出“朱陆无可调和”，二者论点之所以歧出，应也是杜文所说两人的“问题意识”不同所致。看来朱陆异同的学术论辨议题，仍待方家诠解。
  （三）从朱子后学者考察朱子学在历史世界中的开展
  关于这方面的课题有许华峰《两种＜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残本对朱子学研究的价值》、郑丞良《百年论定——试论黄榦＜朱子行状＞的书写与朱熹历史形象的形塑》两篇论文，以及李庆辉的硕士论文《道、道统与躬行——黄震理学思想研究》、李蕙如的博士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等，系从朱子的几位后学者对朱学的诠释，考察朱学在历史世界中的开展。
  朱熹一生讲学，众多弟子曾留下许多笔记，并在其身后汇编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但是此书采分类编排，为求体例上的一致，对原语录文字往往予以改动，并非原始面目。许华峰一文针对考察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两种《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残本，指出这是语录中最早刊行的一种，保留了朱熹诸弟子较原始的记录形式，现存约二千二百七十五条，总数占黎本的16％，十四家的语录中，有十三家依时序编排，提供了许多线索，包括更详细的记录时间地点、大量依时间顺序编排的语录、语录的异文等。透过这些数据，不但可以了解黎本《语类》的编纂原则，补正其删略、遗漏与错误，同时更提供了相关语录条文系年的重要依据，有助于研究朱子师生互动的概况。［7］
  近年来，对于理学的研究，不限于思想的哲学辨析，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朱子与其后学透过种种竞争、争论，在思想领域确立其正统地位。《朱子行状》自南宋黄榦（1152—1221）撰成后，一直被视为了解朱熹生平、思想的重要文本。不同于哲学思辨取径的道统问题，郑丞良在《百年论定——试论黄榦＜朱子行状＞的书写与朱熹历史形象的形塑》一文中试图讨论《行状》成型的过程与其背后的现实历史脉络。《行状》草成后便受到师门同志的质疑，认为应着重于学术成就与圣贤气象，而非纷扰的政治纠葛。黄榦则以为朱熹的道、理，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具体展现在他的政治议论与进退出处上。于是《行状》前半以关心民瘼、反对近习、批评时宰为主要书写脉络，最终则归结汇聚于朱熹晚年的庆元党禁。黄榦采“卫道必严”之书写态度，不仅依朱熹议论树立判定错综复杂政局之价值标准，亦梳理曾为同党却识道不明的宰执与异议之徒。借此，他所撰写，乃是理解朱学与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的关系，在嘉定更化的政治氛围中，形塑朱学较其他学派更具政治正当性的依据，在“百年论定”的寄托下，最终形塑出以朱熹为道体展现的当朝史观。［8］
  李庆辉的硕士论文《道、道统与躬行——黄震理学思想研究》以朱子学者黄震（1212—1280）为中心，讨论“躬行”实践如何影响黄震的理学思想。南宋末年，理学逐渐确立其中心地位，但也产生了学说僵化、混淆的危机。从理学道论的认识出发，黄震提出“躬行”作为解决之道，他认为理论与实践是“道”的一体两面，当时在流弊冲击，理论与实践处于失衡状态。这样的观点，进一步体现在他对“道”与“道统”的理解上。在“躬行”实践下，他对于理学道统之“传道”、“传心”有不同的诠释，松动了道统人物的概念，虽然并未全然脱离理学之束缚，但是在安排理学人物与非理学人物已有吸收、融合的趋向。在实践活动上，李文从性论、圣人作为讨论的焦点，考察其实践的价值预设，指出他的实践概念，并不仅是心性功夫之修养，更接近于回到北宋学术的样态，以“诵书读书”、“隆师尚友”作为根据。透过黄震，可以看到理学成形之后，新一代的后学者如何在学术与现实之间进行新的转化与思考。［9］
  宋明理学各有思想上精彩的开展，元代理学在这方面虽有所不及，但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李蕙如的博士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便以元代最重要的朱子学者许衡为中心，讨论这段时期的理学与其历史定位。许衡认为元代治国的困难，在于伦理纲常秩序遭到破坏，蒙古贵族嗜杀好利的文化也成为推动汉法的障碍。因而许衡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历史的脉动下，以经世的热忱，致力于理学的推动，为理学做了宽泛的解释。许衡相当程度做到了“内圣外王”的事业。在学术上，他不及稍后的吴澄，然而他的理学历史位置不在理论上的贡献，而在传播与制度的建立。本篇论文指出，许衡的历史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易简的学术诉求、务实的经世态度，获得元帝的认可，制定各项典章制度。紧密结合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总结出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必行“汉法”的规律，影响了元初的政治走向；二是开元朝国学之先河，奠定了元朝国学的教育制度，为日后朱子学成为科举之正典建立了基础。在具体的实践上，包括保存收集杭州的官版书籍、推动国子监的书院化、兴建各地书院、理学家从祀孔庙等。经由许衡的努力，朱熹的思想被复制、简化为实用的观念与实际的行动，成为经世主张，进入社会生活。尽管因此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但也在众多思想、信仰竞逐的元代政局中，确立了此后朱子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10］
  （四）朱子学在日本、越南的研究
  朱子学在越南及日本有两篇论文之研究成果，其一是林维杰的《越儒黎贵惇＜芸台类语＞中的朱子学线索》，其二是藤井伦明的《被遗忘的汉学者：近代日本崎门朱子学者内田周平学思探析》，以下综述此二文大要。
  近年东亚儒学的传播受到学者重视，在日本与韩国儒学的研究上有丰富的成果，但越南儒学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原因来自越南士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特色在于兼容并蓄（多旁及三教、天文、历法、医学等）与述而不作。明朝永乐年间对越南出兵，形成二十年短暂的北属时期，为时虽短，却将官修《性理大全》等书颁布于各地，使朱子学正式传入越南。林维杰从后黎朝儒者黎贵惇（1726—1784）切入，以其哲学意涵最强的著作《芸台类语》为中心，试图考察其思想的理学渊源。芸台为藏书之所，该书类似百科，内容驳杂，是选集与评论的混合。黎贵惇与朱子都是博学多闻兴趣广泛之士，寻找思想传递的痕迹颇为不易。本文使用了朱熹哲学的两组词汇——认识论的格物与形上学的理气，以“格物致知”与“理气架构”为线索分析，指出从编选的方式与目的，以及内容涉及的理学论述，都是依朱子格物论与理气论的路数进行。另一方面，黎贵惇对“格物”与“气”的关注，则使本书带有博物书的性质；同时在宇宙论上，在吸收理学家道德形上学的德性要素之际，也保有相当程度汉儒气化宇宙论的痕迹，这可说黎贵惇学术的特点。［11］
  越南有黎贵惇的朱子学被学者关注，在日本则有学者关注一位明治维新以后几近被遗忘的朱子学者内田周平（1857—1944）。内田是日本江户时代大儒山崎闇斋（1619—1682）门派的朱子学者，同时也是将德国文学、美学研究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近代日本社会的桥梁人物，文才也受到明治文坛的肯定。本文介绍了这位被遗忘的汉学家，分析其思想与影响。前此竹山道雄的研究曾经指出，虽然内田具有丰富的德国学问知识，却没有将之用于他的汉学研究。但藤井伦明《被遗忘的汉学者：近代日本崎门朱子学者内田周平学思探析》一文颇有不同的看法，指出内田并不限于传统汉学的方法，而强调西方哲学式的解释，并常以图表、图标论证说明。相较于当时的西学代言人井上哲次郎，内田对于宋学知识结构的掌握更加深入，至今仍具参考价值。但是内田作为崎门学者，具有强烈的护教意识，以性善为真理，排斥其他学说，缺乏与不同思想对话的空间。这一思想倾向，也就使得他在战后日本的学界中，成为被遗忘的一员。12］
  综而言之，台湾近几年来除深入朱子学内部义理及其历史发展之研究课题之外，亦颇专注东亚儒学的研究课题，如本文所提及的专书《朱子学と近世·近代の东アジア》。另外，2010年林月惠教授已出版《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一书，相较以往的研究，本书系华人对朝鲜儒学的研究中，既深且广的优秀研究成果。以上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朱子学不仅影响中国，也深深地影响八百多年的东亚社会；同时，朱子的“理学”也具有全球的普世价值。故未来应该整合“中国朱子学”、“东亚朱子学”、全球化下的朱子学等三大研究主轴，或分进，或合击，多交流，多对话，开发朱子学的源头与活水之意义，实际应用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