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上文之介绍与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归纳出如下特点：
  （1）研究方法与关注焦点非常分散与多样化，但是并没有出现新的方法论或体系性构造的研究。
  （2）除了小仓纪藏之外，所有研究都秉承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基本来展开论述，很少有浮夸之言辞或者高飞车的结论。
   近几年来，不仅是朱子学研究，整个近世思想研究的领域都逐渐把目光转向广阔的“东亚”视野。进一步可以分为两大领域：
  （1）中国的近世儒学如何在东亚其他国家之间传播和流通（版本与文献考证为主）；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官方层面如何看待朱子学与阳明学（政治、文化、社会层面）；民间以及思想家如何看待朱子学、阳明学（思想、哲学、文化）。
   （2）直接研究日本、朝鲜的近世儒学思想与文化，或者相应的进行比较思想研究。 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情况，例如日本朱子学者如何实践“家礼”就是如此，但大致上第二块研究课题不是什么新的领域，战后日本和韩国都有相应的研究，只是在过去的话中国朱子学研究者很少关心日本、韩国的朱子学，而这几年则不然，研究者的核心人物均不同程度的转向上述两大领域的研究：吾妻重二的研究先前已经介绍过，不再赘述；先前提到的市来津由彦则参与了小岛毅等人组织的“宁波计划”，并在去年编辑出版了《江戸儒学の中庸注釈》（汲古书院，2012年），马渊昌也则在2011年编辑出版了《東アジアの陽明学一接触·流通·变容》（前引）；其他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例如大东文化大学的三浦国雄近年来在研究日本朱子学（山崎暗斋门派）；土田健次郎则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日本思想史研究和现实问题，去年还出版了《“日常”の回復：江戸儒学の“仁”の思想に学ぶ》（早稻田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 但是笔者想要首先指出的是，从“东亚”的视角进行思想史研究，其实这种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967年，岛田虔次在名著《朱子学と陽明学》（岩波书店）中倡议“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通史角度”来撰写朱子学史。那么为什么在近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思想界才开始有所行动呢？在以“东亚”为主题的各种研究层出不穷、甚至设立新学科点（东亚文化研究课）的表面的繁荣景象之下，反观传统的朱子学研究，我们不得不感到一丝凉意，但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东亚朱子学研究”所造成的反差，而是近二三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一直都在走下坡路的现状之反映。 笔者丝毫没有否认以“东亚”这样的广阔视角进行朱子学研究意义的想法。笔者想追问的是，对于朱熹也好、朱子门人与后学也好，其研究本身难道已经到了无可研究的地步吗？笔者先前在研究南宋的真德秀，作为《大学衍义》的作者，其在世的时候正是朱子学从“伪学”逐渐转变为“正统”的时期，像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近几年来大陆方面陆续有一些研究著作出现，但是日本这边除了总计三四篇论文之外就乏人问津；又例如刚才笔者在介绍马渊的文章时提出的对“朱子后学”的界定问题。另外，朱熹本人虽然只有在朝四十余日，但是他与南宋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政治、历史层面去认真梳理朱熹以及朱子后学（真德秀、明代东林党等）之处境的研究，过去日本学者曾做出一些重要研究，但急需探讨之课题以及问题依然有很多。笔者希望目前方兴未艾的以东亚为视野的朱子学研究能够产生马太效应而对传统研究之思想、历史等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目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后继乏力的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并不限于朱子学，阳明学研究也是如此。日本在战后对广义的“汉学”一直持轻视的态度，人文学科之教授也好、学生也罢，宁愿去看极其难懂的德里达或海德格尔之著作，而对中国古典以及汉学研究嗤之以鼻。而从社会意识层面来看，近三十年以来，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保持好感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将近80％降低到近两年的18％左右，这当中的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研究领域来看，恰好日本之研究也是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呈现峰值与拐点，则此中之联系不得不令人深思。去年年末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安倍晋三抛出的种种政策以及倾向都显示出其重新采取对内强权政治（“決められない政治”から“決められる政治”へ）与扩张性经济财政政策、対外关系上积极回到“脱亚人美”之“正轨”的决心。在统治阶层言说以及媒体全部将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人设定为“中国大陆”的情况下，要让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朱子学这样不容易“去脉络化”［27］产生兴趣，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要摆脱目前这种困境，也绝不仅仅是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