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市来的该篇论文在笔者看来是这两年日本学界比较优秀的研究成果，故推荐给年鉴作全文翻译。任何一个初步阅读过朱注的读者都会发现，与言简意赅而侧重于解析字义的汉唐古注相比，朱熹的“新注”非常翔实且侧重义理层面之阐发，但是很少有人对朱熹的这种诠释手法本身进行过认真思考。市来的论文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市来开篇就用“说明”来界定朱熹对四书的诠释工作，例如立于天地之间的人之存在方式与自我认识的解释，这些看来自明的东西与四书本文相比较，其实是具有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构造意义在内的，所以我们才说朱熹是儒学史上最有“体系性”（在此“体系”取通俗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市来对“说明”进行了初步划分：(1）情绪、感情之共感；（2）实践知识；(3)（理论）知识。（1）和（2）中“身体”的要素相对比较重要，而（3）则不然。这个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朱子学（广义而言，“理学”与“心学”都是如此）不是书斋里面的空想学问，不管是内圣还是外王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例如讲“内圣”讲“修身”，都牵涉具体的工夫和方法讨论，而事实上例如二程的很多说法都属于“体验”之知的范围，这种“知”在传达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同你现在对我说“这个桃子很好吃”，但是我如果没有吃这个桃子，就很难真正“体验”你说的“好吃”（当然不是说不能“理解”，这需要去看维特根斯坦）。朱熹之师李侗要朱熹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也好，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存养”也好，都属于实践知识优先于理论知识的范畴，而朱熹对此均未能有所契合而烦恼不已。在之后有四十岁“己丑之悟”，从原来的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转变为心同时有“己发（用）、未发（体）”，朱熹的新说并非出于“体验”，而是基于“说明”、也就是理论之阐明。由此理论，工夫论上的实践也相应得到确认，即“先存养后查识”，强调主敬涵养，这正与中和旧说时候相反，亦即是说：是先确认理论，然后由此确定实践方向，而不是相反。而这种思路也是朱熹的四书诠释工作的基本框架。同时，市来指出，朱熹的这种强烈的理论先行向导，尤其是在进行形而上学建构的时候，面临着如何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此期间正是朱熹撰写《太极图说》与《西铭解义》之时。特别是后者中所提出的“一统而万殊，万殊而一贯”的“理一分殊”思想，可以说是最核心之成果。 在介绍完市来此文之后，作为晚辈的笔者想提两点想法，权作抛砖引玉：首先，朱熹通过对四书的诠释而完成了“朱子学”之建构，市来对此基本是持正面肯定态度的，但事实上，如果站在今人力图还原孔子和孟子思想原貌的立场上来看，朱熹的注解无疑渗入了太多的“朱熹式”的理解，如何对此进行评价，牵涉到更根本的“我们应当如何阅读古典”的问题。其次，市来对“实践”、“体认”与“理论”的区分是基于常识意义，但是“常识”本身就是混合着各种形而上学之残渣的，尤其是牵涉到“体认”与“理解”，问题会非常复杂，例如说与实践知识不同，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不需要太多对体验的要求，但是例如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江户时代儒学，我们却会发现对于朱熹的这种体系性的说明与形而上学，日本的很多儒者都根本无法接受而做出激烈的批判（这当中当然掺杂了对朱熹思想的大量误解与歪曲）。笔者想问的是，为什么异国的日本会对朱子学最根本的“理”和体系性的诠释如此无法认同？日本很多儒者对于“说明”与“分析”本身的某种类似于生理上的排斥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