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2012年3月，由台湾大学出版发行了陶德民、黄俊杰、井上克人等编辑的《朱子学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该书的论文主要来自2010年9月于日本关西大学召开的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编辑时又加入了若干台湾学者的论文。因为本文的论述范围是日本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的学者之论述不做介绍，请读者参看收录在年鉴中，由林易澄、张崑将撰写的《近三年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成果提要》。 由此，所剩下的能介绍的文章严格地说仅剩下四篇：吾妻重二所撰写的《朱熹と釈奠儀礼改革》是旧文（刊载于《東ァジァ文化交涉研究》第4期，2011年3月），故不做介绍；日本阳明学之重镇荒木见悟的弟子柴田笃的《朱子学における仁の思想》，尽管开篇以“宗教性”为切人点，但整篇论文对朱熹的“仁”思想的讨论更多地是以介绍性质为主。另外，绪方贤一的《礼ヵ形作る身体》，可以看做是与近年来由吾妻重二等主导（更早的至少可以上溯到小岛毅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相关研究）的朱子学“礼学”研究的文献实证研究相平行的理论探讨，但绪方所提出的相应视角以及观点，包括身心关系，“礼”之规范对于“身体”乃至无意识层面的影响等等，均未有超越目前学界之研究的认识或者观点。
  最后想介绍一下主编者之一的井上克人撰写的《科学技術時代における朱子学の倫理的課題——〈西欧的知性〉と〈東洋の叡智〉》。井上是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是西方哲学，不过井上的知识范围很广，包括佛教、儒教等方面亦有研究成果，故此文可以看做是西哲专家对中西思想文明的综合探讨。但是，正如该文标题所显示的，“西欧”与“东洋”（在这里，“东洋”可以简单理解为相对于西方文明的“东方”）以及“知性”与“睿智”（或者“理性”与“直观”）的对比图示，更多的让我们想起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西方文明，尤其是20世纪以后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环境问题等等，被简单地归结为“近代化”的恶果：人与自然的分离，超越之向度的丧失（“上帝已死”），而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则主张“天地一体之仁”，朱熹的主静之思想可以解决海德格尔所说的Ge-stell的“挑衅”(Heraustfordern）问题。
   井上将当今之技术时代归结为海德格尔所提出的Ge-stell时代，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近代科技是Gestell、而“风车”则不是的看法，正如近年来学者所指出的，是很有问题的。［6］因为尽管农夫之“耕地”与风车之利用是依赖于“大地”或者“风力”之自然，而不像近代科技那样是可以排除自然条件与场所而对自然进行肆意地榨取，但事实上Gestell有“组合而成之物”、“骨架”等含义，“风车”在这里意义上正是典型的Gestell。因此海德格尔也好，井上也好，认为前近代对于自然的征用与近代对自然之“挑衅”有实质性的区别，是很难站住脚的。与极端反技术论的老子以及庄子不同，儒家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对于自然之征用，这在朱熹则称之为“尽物性”：“尽物性，只是所以处之各当其理，且随他所明处使之。它所明处亦只是这个善，圣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这里，此亦是教化，是随他天理流行発见处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杀之，驱而远之。”［7］善奔跑之“马”与“鞭策”之关系也好，“虎狼”与“陷而杀之”也好，事实上都是由人自身之立场所决定的，这和海德格尔所说的“风车”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儒家认为人之生存价值不言自明地凌驾于天地万物，但为什么这是不言自明的？这在朱熹则根本没有设想过，或者说，在当时的时代与技术条件下，是没有必要设想的问题。而井上在该文第7节中，将《礼记》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与朱熹的“主静”说作为克服Gestell的手段（第73页），此看法也很有问题。近代的Gestell形态之产生可能是有思想之动机存在，但是一旦对自然之无限制地征用构成社会运作之核心时，其运转则完全脱离了个人之意志与动机，因此才会出现后人所说的人最终自身的“物化”问题，而朱熹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之私）”则纯粹是个人道德问题，尽管此个人道德必须在生活实践中展开。换句话说，Gestell问题与朱熹的“主静”说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更何况朱熹所说的“主静”与“居敬”的工夫论，对当时之庶民而言都很难实践，对于当代而言则更无从谈起了。 总体来看，作为朱熹诞辰880周年之纪念的该论文集，尽管其大会主旨即明确指向“朱子学在今日之意义”，但日本学者在论文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他们对于“今日”之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