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另一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关于日本如何接受《文公家礼》的研究。当然，理气论与天理人欲论代表了朱子学理论性一面，而《家礼》则代表了朱子学实践性一面。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家礼》研究之发展，人们纷纷关注起日本接受《家礼》的结果。可是不同于明代以后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日本，《家礼》并未作为构成社会基准的礼体系而占据枢纽地位。这是由于特别是作为《家礼》之核心的葬礼，与幕府强制推广的佛教葬礼间发生了激烈摩擦。本年度出版的田世民《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近世日本接受儒礼研究》）（ペりかん社，2012.3）对该摩擦做了细致分析。在田世民举出的事例中，因忠实于《家礼》执行朱子学式葬礼，反遭幕府猜忌，不得不到中央予以辩解的野中兼山（1615—1664）这一事例，如实地体现了在日本接受《家礼》的特征。幕府的《服忌令》规定亲之丧为五十日，当然《论语》以来，儒式之丧为三年。这迫使信奉朱子学及该礼法才属普遍的日本儒者们在其余的两年与十余月，在形式上遵从幕府之制结束服丧生活，在内心之中服“心丧”来顽强苦斗。在田世民的该书中强调的是这些儒生们真挚的思想苦斗一面，然而本书同时相反体现出，尽管有这样的苦斗，在日本《家礼》仍未被社会采用，并未实施这一否定性结论。
  那么是否可以说，不同于其他儒教文化圈，《家礼》对日本没有本质性影响。并非如此。近世后期以来，随着日本主义式、国粹主义式思潮高涨，出现了排斥基于外来佛教礼仪的葬礼，试图恢复日本独自的神道式葬礼（神葬祭）的尝试。此时大家相信正在构想、谈论的神葬祭当然是未受外来思想影响的日本固有礼仪，但正如田世民在该书的结语（p.248）中准确地指出的那样，其实是深受《家礼》之影响而确立起来的。前一节提到的近代国家也是其一，在日本的近世／近代，日本固有的，或者被认为来自西洋、并非儒教式的许多事像，其实是改头换面的朱子学式的，这些事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多。葬礼也是其一。朱子学及其礼仪通过暗中影响了神葬祭，对日本人的死后观念、先祖祭祀观给予的影响理应出人意料地多。以田世民的著作为出发点，希望今后有更加深入的探究。
  以上介绍了本年度的若干精心制作的著作。通过这些研究，从事曾被宣告“已死”的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我们——如今已不限于日本人——的“背”、“腹”里，定会重新注入“实”之“暖”。笔者怀着深信与祈愿，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