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子学与日本近代
  以上拿丸山真男来概述战后研究史略显冗长。下面举出本年度中值得关注的若干研究动向，以尽报告者之责。
  研究动向之一是对近代朱子学之关注。毋庸置言，以往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近世（1603—1867）朱子学。继之而来的近代（1867—）一般被认为是抛弃朱子学，全盘接受西方近代的时代。可是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日本近代国家果真是非朱子学式的西方近代性国家吗？
  在日本近世，由于没有科举，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非常少，该社会分化为由世袭的身份、职业构成的各种集团。并且作为地方性政权的诸藩，相对于德川幕府中央政权具有相当独立性的自治权。总之，一个中央政府的统治很难贯彻到底层的、非常多元的社会。而在主张四民平等、一君万民的近代国家，这种身份制被抛弃，诸藩的自治权也被否定。并且社会成员不分出身贵贱，通过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与文官考试）来选拔，得以自由地“立身出世”，从而，全体国民在理念上开始追求“立身出世”的均一性近代日本国家，比起西方的近代国家倒更像朱子学孕育的，以科举官僚＝士大夫为领导层的宋代中国。明治国家与其说是西洋近代国家，倒不如说更像朱子学式的国家。因此，作为西洋近代社会思想之表征的对个人内心自由之尊重，个人价值高于国家等未得到充分保证，“国权”一直高于一切，这些都构成证据。这些看法因本年度面向大众的普及性书籍——与那霸润《中国化する日本》（中国化的日本）（文艺春秋，2011.11）的热销在大众社会引发了热烈反响，同时也由小仓纪藏《朱子学化する日本近代》（朱子学化的日本近代）（藤原书店，2012.5）在学术界提起。小仓纪藏的观点在强调朱子学的现代性这一点上与前一节所提到的“未完的企划”式朱子学观相通，同时包涵了新的启示。个人认为有如下之点。即按照“未完的企划”式朱子学观，建立在朱子学所提倡的“理”之下的自立虽然至今仍未在日本出现，但作为应到来的思想，受到非常肯定性的、期待性的关注。小仓纪藏也认为朱子学是“主体化”与“变革”的思想，承认其意义（p.444）。可是小仓纪藏认为朱子学同时也是“序列化”（同）的思想。即在那样的社会，基于对单一的“理”的接近程度（修身程度、考试成绩），所有成员被阶层化、序列化，追问该“理”本身的态度、各个人的生命之丰饶的多样性有可能被扼杀。这正是所有成员的生命之政治化的危险所在。
  如上所述，探讨的内容相当令人兴奋，但由于仅凭直觉为论据提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结构，及其成员的意识结构与以朱子学为前提的国家（极端而言就是宋代以降的中国与李氏朝鲜等科举社会）的类似性，不免感觉缺乏具体根据。要准确测定朱子学对日本近代之影响，就要根据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各类活动与见解，细致地开展探讨朱子学之影响的工作。其中值得关注的正是以侍讲身份向明治天皇讲解儒教，在颁发《教育敕语》（1890）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元田永孚（1818—1891）以及既是朱子学者，同时也加入近代启蒙主义者云集的明六社，积极参与议论文明开化后的日本之将来的坂谷素（1822—1881）这些近代的朱子学者们。其中，关于后者坂谷素，在本年度出版了相当全面的专门论著。就是河野有理《《明六杂志》の）政治思想——坂谷素と“道理”の）挑战》（《明六杂志》的政治思想——坂谷素与向“道理”的挑战）（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3）。关于坂谷，一般的印象是，相对于明六社留学欧美的先进近代知识分子，他是一位仅凭过时的朱子学素养勇敢地展开论战，略显堂吉诃德式不识时务的“老儒”。可是河野有理的该著作极具说服力地指出，坂谷素基于朱子学式“道理”、“正理公道”的议论有时主导了洋学者争执不下的明六社中的议论，不仅如此，对于“政体”与“公论”之精辟见解，甚至对当今日本的政治状况能给予启发，水平极高。可以预测，由上述著作提出的日本近代与朱子学这一组问题，今后也将继续探究下去，构成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二）家礼
  另一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关于日本如何接受《文公家礼》的研究。当然，理气论与天理人欲论代表了朱子学理论性一面，而《家礼》则代表了朱子学实践性一面。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家礼》研究之发展，人们纷纷关注起日本接受《家礼》的结果。可是不同于明代以后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日本，《家礼》并未作为构成社会基准的礼体系而占据枢纽地位。这是由于特别是作为《家礼》之核心的葬礼，与幕府强制推广的佛教葬礼间发生了激烈摩擦。本年度出版的田世民《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近世日本接受儒礼研究》）（ペりかん社，2012.3）对该摩擦做了细致分析。在田世民举出的事例中，因忠实于《家礼》执行朱子学式葬礼，反遭幕府猜忌，不得不到中央予以辩解的野中兼山（1615—1664）这一事例，如实地体现了在日本接受《家礼》的特征。幕府的《服忌令》规定亲之丧为五十日，当然《论语》以来，儒式之丧为三年。这迫使信奉朱子学及该礼法才属普遍的日本儒者们在其余的两年与十余月，在形式上遵从幕府之制结束服丧生活，在内心之中服“心丧”来顽强苦斗。在田世民的该书中强调的是这些儒生们真挚的思想苦斗一面，然而本书同时相反体现出，尽管有这样的苦斗，在日本《家礼》仍未被社会采用，并未实施这一否定性结论。
  那么是否可以说，不同于其他儒教文化圈，《家礼》对日本没有本质性影响。并非如此。近世后期以来，随着日本主义式、国粹主义式思潮高涨，出现了排斥基于外来佛教礼仪的葬礼，试图恢复日本独自的神道式葬礼（神葬祭）的尝试。此时大家相信正在构想、谈论的神葬祭当然是未受外来思想影响的日本固有礼仪，但正如田世民在该书的结语（p.248）中准确地指出的那样，其实是深受《家礼》之影响而确立起来的。前一节提到的近代国家也是其一，在日本的近世／近代，日本固有的，或者被认为来自西洋、并非儒教式的许多事像，其实是改头换面的朱子学式的，这些事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多。葬礼也是其一。朱子学及其礼仪通过暗中影响了神葬祭，对日本人的死后观念、先祖祭祀观给予的影响理应出人意料地多。以田世民的著作为出发点，希望今后有更加深入的探究。
  以上介绍了本年度的若干精心制作的著作。通过这些研究，从事曾被宣告“已死”的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我们——如今已不限于日本人——的“背”、“腹”里，定会重新注入“实”之“暖”。笔者怀着深信与祈愿，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