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有限篇幅来通观战后日本的朱子学观之变化，最方便不过的大概就是了解一下战后作为学术泰斗，一直引领着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1914—1996）对朱子学的观点了［2］。
  丸山真男在年仅26～30岁的1940—1944年间不断写作，战后（1952）集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3］出版的三篇论文（《近世儒教发展中的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构成了战后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该书分析指出，对于近世固定的幕藩体制（世袭军人＝武士为统治层，立足于农业经济的身分制社会），朱子学是“与之吻合的”，朱子学发挥了为封建性社会辩护的意识形态作用。由此，从近世中期出现的试图根本性抨击朱子学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徂徕学之中，看到了试图打破静态社会的变革契机，即日本的内发性“近代性思维”之萌芽。“朱子学＝封建性＝迎合于体制的／徂徕学＝近代性＝革新性”这一泾渭分明的论断，至战后某一时期，决定了学术界整体对朱子学的印象。即朱子学被视为与日本近世的前近代社会之“停滞性”不可或分的，应被克服的“封建性”或“反动性”意识形态，并基于该认识开展研究。
  可是，在距此名副其实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28年后（1980年）发表的《山崎闇斋学派》［4］中，丸山对朱子学的看法迥异。该论文探讨的是在民间朱子学学派中最具势力的山崎闇斋及其门生们的思想，在此闇斋学派的人们并非认同该时代的社会体制，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者，而被视为在朱子学这一外来的普遍性“整体性世界观”中寻求真理，并投身于其中，与当时的日本现实搏斗的思想派别。其中强调的不是近世日本的社会体制与朱子学的“吻合性”这一年轻时的观点，而是近世日本社会与朱子学的对立、紧张的关系。在此，朱子学不被视为封建性、迎合体制的思想，倒是基于普遍性的“理”，试图改造近世特殊的日本体制的批判性思想。
  不依据道德上的正统性（“德”），仅靠血统正统性就位的元首——天皇；未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世袭的，且不以经书知识与仁政之志，而以武力为其政治资源的统治阶层——武士；为防御基督教思想，国家强加于全体国民的佛教信仰——寺檀制度等，呈现出上述特色的日本近世社会很难称为朱子学式社会。因此，与其说朱子学被用作为该社会辩护的工具，倒不如说作为抨击该体制的革新思想发挥了作用，信奉这样的朱子学的日本朱子学者们，与其说是体制内意识形态者，倒不如说是不懈地与当时一般的价值观、体制的意向保持着紧张的对立关系的激进思想家。并且，在虽说随着近代化的发展结束了武士统治，但至今仍很难说已克服了该特殊性的日本社会，主张基于“理”的个人自立，根据“理”来理想主义式地、合理性地改革国家、社会的朱子学，不仅在近世，在近代、现代也仍是一个未完的企划（project）。丸山的后期论著中包含的这一朱子学观，在曾亲临教诲的渡边浩的巨著《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增补新装版，2010年）中得到了全面性言及与发展。渡边浩的这部著作是当今日本朱子学研究中最多被提及、被引用的研究成果。因此可认为，这一朱子学观在当今已成为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中的定论。
  从封建性体制教学变为未完的企划（project）。丸山朱子学观的这一转化与他所引领的整个日本学术界的朱子学观之变化大趋势相关。可是重要的是，无论是二战后不久的立场，还是跨越战后激荡年代后的1980年的立场，丸山对朱子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对以往的思想事像之客观的、来自局外者的观察，倒不如说是取决于丸山本人所置身的历史性位置，相当渗透着时代性关注的。在回忆录中提到，《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第三篇论文一直修改到丸山本人应征，赴战场的当天清晨（同书《后序》）。1944年的丸山，在被定性为“封建教学”的朱子学上重叠了该时代压抑他本人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并且，战后丸山不只是一位思想史研究者，还作为中间偏左的评论家而在报刊上振臂高呼，积极介入政治运动。这些活动的出发点（也构成其结论）正是向那些盲目地随波逐流的日本人的内心提出“从作为直接所与的现实中，将认识主体一旦隔离开，与之保持着紧张的对立关系，来逻辑性地重组世界”［51这种精神态度——即必须在“理”之下主体性自立这一问题意识。无疑，面对日本的特殊现实，认为朱子学显示了“理”之普遍性的1980年的这一立场，反映出丸山本人针对该时代的问题意识。
  如上概述，对于在战后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并且在日本的战后思想中也属于领军人物的丸山真男而言，朱子学在任何时刻、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陈旧过时的遗物，而是生活于战后日本的日本人自我追问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称朱子学在战后“一直是日本人的镜子”（本文前一节）的含义正在于此。
  由于丸山真男的朱子学研究强烈地受到对该时代的当下意识之影响，其分析并未忠实地描绘出作为以往历史性事像的朱子学的真相，战后日本确立主体性之尝试本身便带有近代主义式、崇尚欧美式色彩，与亚洲“停滞性”这一谬见互为表里等研究中的美中不足，已经受到其后的研究者们相当彻底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作为未完的企划的朱子学这一后期观点拥有越来越多的后继者。本年度的研究中，下川玲子的专著《朱子学的普遍と东アジア——日本·朝鲜·现代》（朱子学的普遍与东亚——日本·朝鲜·现代）（ベりかん社、2011.11）明确地站在这一立场上。该书对比性地研究了朝鲜的李穑（1328—1396）、李退溪（1501—1570）与日本的北畠亲房（1293—1354）、山崎闇斋。她分析指出，在朝鲜半岛相当忠实地接受了朱子学，“基于‘理’这一绝对性基准的自己与社会的主体性变革”（p.139）的思想传播到当地，而在以自古而来的宗教——神道为媒介接受朱子学的日本，朱子学的本质被歪曲，出现了相反主张被动地顺从现实权威的“接受式思想变质”，并指出，朱子学中面向万人的“理”之内在这一思想，与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1946年颁布）中作为“尊重基本人权”明确体现出的近代性人权思想息息相通，而在现代日本，这一尊重“基本人权”的精神至今尚未确立。总之，下川玲子认为，作为东亚“前近代普遍思想”（p.209）的朱子学至今仍作为对日本现状的批判思想而具有现实意义。该著作可定位为本年度的“未完的企划”朱子学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后期丸山的朱子学观至今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