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于杂家，总体来说评价不高。诸葛诚之对《吕氏春秋》十分推崇，曾盛赞其煞有道理，甚有好处。朱熹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尝见他（诸葛诚之）执得一部吕不韦《吕览》到，道里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见得是如何。”［39］“诚之常袖吕不韦《春秋》，云其中甚有好处。及举起，皆小小术数耳。”［40］前一句“不知他见得是如何”表达出朱熹对于诸葛诚之对杂家学说的推崇态度不以为然；而后一句更是直接批评杂家之学不过是不值一提的术数之学。由此可见朱熹对于杂家学说抱有贬低轻视之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杂家之学过于驳杂。朱熹为学虽讲求博学，但他强调，“博学，亦非谓欲求异闻杂学方谓之博”［41］，而应是指“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42］可见朱熹所指的“博”应是掌握“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的广博道理，而且在学习时还要有一定的次序，不能杂而无序。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穷理，所以在博的基础上，还必须返约。博而不能返于约，就无法穷理，只会流于杂。“学之博者似杂，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43］在朱熹看来，杂家既没有在博的环节掌握好轻重缓急、先后次序，又缺失了约的环节，以致流于驳杂，难登大雅之堂。
  其二，认为杂家少讲仁义，而多说权谋功利。杂家学说虽是博采众家之长，但并非没有侧重。在《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里，明显是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尊。在提及各学派时，《吕氏春秋》一般都按照老、孔、墨……的顺序排列，将老子置于最前；在涉及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吕氏春秋》较多吸取了儒、墨两家以及管仲的内容；在哲学思想领域，则对老子大加推崇，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而且《吕氏春秋》作为一部以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为编写目的的著作，其整体风格难免倾向于实用性及功利性，与儒家圣人之道的价值观有所抵触。对于这一点，朱熹并未直接批评吕不韦或《吕氏春秋》，而是通过对贾谊、司马迁以及苏辙等人的批评表达了他的态度。“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苏子由《古史》前数卷好，后亦合杂权谋了。”［44］朱熹虽对杂家多有批评，但并未认为杂家一无是处。在《别本韩文考异》的《读仪礼》中载有这样一句话：“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从“百氏杂家尚有可取”一句可以看出，朱熹并不完全否定杂家，而是承认其亦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