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法家学说的核心是“法治”，提倡以严刑峻法治民，这与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政”堪称相对，因此儒家历来批判法家都是不遗余力的。但到了南宋时期，法家学说经过上千年时光的检验，证明其学说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法家的很多理论在维护社会稳定、富国强兵方面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朱熹在评判法家时，一方面固然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批评为主，另一方面，又给予法家之学以适当的肯定并有所吸收。
  朱熹对法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见刑名，学问浅陋。他说：“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24］朱熹在《孟子精义》中又说：“如申韩只见刑名，便谓可以治国，此目不见大道，如坐井观天井蛙，不可以语东海之乐。”［25］并引程颢的话加以批评：“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26］法家之学偏向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较偏向政治学说，在哲学思辨方面则显不足，朱熹就是针对这一点，批评申韩之学关于治道的途径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见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第二，刻板严峻，惨刻无恩。朱熹认同对法家人物“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27］的评论，更将其斥为“误人主之术”。他说：“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28］朱熹认为法家实施严刑峻法、重赋税，是残忍、无恩的表现，是误主的行为，非仁人所为；第三，擅用阴谋机心。他说：“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29］朱熹认为申不害等用“机心”、“阴谋”之道治理国家，虽然也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却违背了圣人治国之道，所以要求人们加以熟察；第四，急功近利，不讲仁义。“‘如李悝尽地力之类，不过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谓任土地者亦次于刑？’曰：‘只为他是欲富国，不是欲为民。但强占土地开垦将去，欲为己物耳，皆为君聚敛之徒也……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30］儒家最重仁义道德，而法家则倾向功利，两家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朱熹认为，法家虽然有时也做一些看似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是真的爱民、为民着想，而只是为了富国，替君主敛财而已。因此朱熹站在以儒家仁义教化为治国之本的立场，批评法家追求富国强兵而不重视教化。他说：“彼非以仁义为不美也，但急于近功，谓仁义为迂阔，不切时务，不若进富国强兵之术也。若其诚然，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31］一句“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充分表现出儒、法两家思想的差异。
  朱熹对法家思想虽有诸多批评，但同时也有所肯定和吸取。他在批评商鞅重利轻义的同时，也承认商鞅开阡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说：“商鞅开之，乃是当时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为无用，一切破荡了。”［323朱熹也肯定法家对于诚信的重视。“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鞅之徒亦不可为政。”［33］同时朱熹也认可法家所说的治国要“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34］，肯定法家“辟以止辟”的法价值观念。他说：“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35］朱熹认为士大夫们以“宽大为事”的立法、执法准则虽是出于一片善意，是由于对他人怀有的一份慈悲、怜悯之心而起，但若犯法者不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就会使他们因为无所畏惧而更加的肆无忌惮，从而令更多的无辜者受难，这片善心的结果就会导致反而害了更多人。从这个层面来讲，法家所提倡的对犯罪者所实施的严刑峻法，实际上也是对更多无辜百姓的一种保护，也算是另一种仁爱。因此他建议天子不讳于“深于用法，而果于杀人”［36］，“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37］。朱熹还融合了法家法无等级的观念，确立了公天下的法律价值观。认为法的公正性，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所在。朱熹对此是赞同的：“盖谓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38］朱熹对法家思想既批判又吸取，形成了一套人治与法治相结合，以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