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道家的思想比较熟悉，他曾批评历代那些注解《老子》和《庄子》的人，认为他们的注解多是为就己意而对老、庄经典进行“臆说”，歪曲了老、庄的本义。他说：“《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1］由此可见，朱熹不但对老、庄之学比较熟悉，且自认是明白老、庄本义的。朱熹身为儒家，却并没有拘泥于门户之见对道家之学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站在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对道家思想进行中肯的分析。
  对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朱熹有这样的评价：“老子之术，自有退后一著。事也不搀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家徐出以应之。如人当纷争之际，自去僻静处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看破了，从旁下一著，定是的当。……因举老子语：‘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幻可见朱熹认为老子的柔弱不争不仅是其主要思想，同时也是其处事的谋略和手段，是一种“术”，这种退让不完全是消极避世，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认为老子“取天下便是用此道”［3］。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让经历多年战乱、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西汉社会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朱熹对此评价道：“其言易入，其教易行。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4］肯定了老子思想在政治教化、治国治民方面有可取之处。“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因者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5］认为老子之学看似清虚无为、卑弱不争，实则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朱熹更曾多次直接表达他对老子的欣赏之意：“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6］“老子说他一个道理甚缜密。”［7］朱熹更明确指出二程理学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8］既然二程学说从老子思想中有所取，作为二程后学的朱熹实际上等于间接承认了他也受到了老学的影响。朱熹虽对老子之学多有肯定和赞赏，但二人毕竟分属不同的学派，思想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因此朱熹不可避免地也对老子的一些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儒家最重伦理，而老子却认为道与仁义不并存，因此对孝慈礼仪废弃不讲，朱熹由此批评老子“害伦理”：“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9］朱熹对道家一派于乱世中为保全自身而厌世避祸、崇尚空寂的思想提出批评：“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拏，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10］同时朱熹也对老子的价值观加以针砭：“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11］从朱熹对老子的这些批评，可见儒、道两家思想存在的差异。
  对于道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朱熹也同样是肯定与批判兼而有之。朱熹认为庄子才高识远，“其才高，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若见不分晓，焉敢如此道！”［12］并指出庄子与佛教有区别，佛与儒对立，而庄子的思想可以和儒家互相沟通。“或问：‘《中庸》说道之费隐，如是其大且妙，后面却只归在‘造端乎夫妇’上，此中庸之道所以异于佛老之谓道也。’曰：‘须更看所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圣人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阙处。若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说孔子，恰似快刀利剑斫将去，更无些子窒碍，又且句句有著落。如所谓‘《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说得好。’”［13］正因为此，朱熹对庄子思想的评价较高：“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14］“庄子比康节亦仿佛相似。然庄子见较高，气较豪。”［15］将儒家先贤和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置于庄子之后，可见其对庄子评价之高。朱熹还把庄子与老子进行对比，认为《庄子》的文风豪放跌荡，说理方式独具风格，“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16］，肯定庄子说理“较开阔，较高远”［17］。虽说朱熹对庄子思想多有肯定，但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朱熹也对其作了批评。例如说庄子在入世方面比老子更加消极，“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18］对于庄子宣扬的一些神异思想，朱熹也进行了斥责：“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19］对庄子等人于乱世中追求全身养生的道家思想朱熹亦加以批评，甚至指斥庄子专计利害，更将晋室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清谈老庄：“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贼徳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20］认为正是由于清谈老庄，才引得纲纪大坏，法度无存，而导致天下大乱。朱熹这种评价显然是对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玄学的批评。
  朱熹口中的道家有时并不全指先秦的老庄之学，他把道教也称为道家。然而虽然称呼相同，但先秦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朱熹心里是明白的。朱熹指出，从老子道家到道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老氏初只是清净无为。清净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21］认为道教已然偏离了老子的原意，由世俗文化派别转变为讲巫祝祈祷的宗教。他认为道教后来衰落与虚妄，佛教思想却日益精妙高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道、佛二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互相错位的现象。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融会了老庄之学的优长，而道教徒们在发展自己的教义时，却不重视道家固有之书，反而吸取了释氏的糟粕：“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22］讥讽道教拾取了释氏的破甕破釜，却被释氏盗走了自己的珍宝。因此，朱熹一方面不遗余力的批评道教，另一方面又对正宗的老庄道家之学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和称赞，将其与道教区分开来。朱熹更明确地告诉其弟子，老庄“言有可取”［23］，其书是值得读的，不可随意否定。而读老庄的关键是要弄清老庄思想与儒家圣人学说的区别之处，以便能够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朱熹正是在深入研究了道家思想后，吸取道家哲学的道本论等思想，以天理论道，把道与天理结合起来。由于朱熹不拘于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建立起一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为完备、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