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经典诠释往往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注重学术传承，后者注重思想创新。故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对“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做出不同的评价。本文以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诠释为例，特别要加以说明，其实这两种诠释方法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于朱熹来说，他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学术成就、思想贡献正得益于这两种方法的同时使用。朱熹在谈到自己的读书方法时说：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18］
  那么，朱熹是如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的呢？
  我们认为，这段话既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也可以理解成“六经注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他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故而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了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开拓、丰富了《大学》“明明德”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大学》的文本，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并无宇宙论、心性论等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由于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并且依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对儒家传统作了系统化的思想阐释。朱熹通过诠释《大学》而论述的理学思想，实现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术思想体系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切，均证明朱熹的《大学》诠释充分体现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但另一方面，朱熹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他运用“我注六经”的方法，通过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从儒家经典中领悟“圣贤之意”。具体而言，他通过对经典文字的音读训诂以及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等等研究工作，以实现对圣人之意的领悟。朱熹对《大学》工夫论的解读，对儒家经典中心性论及其天道论的论述，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朱熹所做的这一系列的经典诠释工作，均是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19］为其学术宗旨的。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实这些也均是早期儒家经典中早已存在的思想学说。在郭店楚简中有不少与之非常接近的思想，这就说明朱熹的经典诠释确有其历史文献学依据。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应该是比汉唐诸儒更准确地抓住了先秦儒学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旨和历史本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确是承传了先秦儒家“千载不传之学”。
  可见，朱熹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的“圣贤之意”、“自然之理”，与他运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诠释相关。进一步说，他正是通过“我注六经”来实现“六经注我”，从而使先秦儒家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想融贯于他对“明明德”命题的注释中。对于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其思想创新的意义，又要充分肯定其学术传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