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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首先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这是朱熹一贯的看法。如1194年《经筵讲义》中，朱熹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13］到《大学章句》通行本中，朱熹改掉了“至明而不昧”，而“人所得乎天”只字未改。显然，这句话中的关键概念是“天”，其理论背景是自人文初始后，数千年来古圣先贤一直不断探求的天人关系的思想。
  在《四书》中，《大学》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重要贡献就是正式确立了“性与天道”的联系，从而为孔子的心理情感的仁心与人性确立了形而上之道的终极实体。当然，这种“性与天道”的联结主要是精神信仰的。《中庸》与《孟子》在论述“性与天道”的关系时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4］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5］
  在子思、孟子那里，“天命”、“天道”是作为仁心、人性的形而上依据。那个作为道德人文根源的“人性”，原来体现着作为终极实体的天道的神圣性。“天道”是一个表达终极本体的概念，但它与心、性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在早期儒家学派的《易传》中，还有这个天人一体的宇宙论演变发展的更为系统、详尽的论述。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其实就是继承了《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的思想。
  《中庸》、《孟子》虽然回答了“性与天道”问题，但是语焉不详。而真正建立系统的天地之理的形上学说的是“北宋五子”，他们通过对《周易》、《中庸》、《孟子》的重新诠释，建构了一个以“太极”、“太虚”、“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为了更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人文准则与终极实在的联结，北宋五子特别建立了一个“性与天道”合一的宇宙论体系。他们以《四书》中有限的资料对“性与天道”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的诠释。而朱熹对“明德”来源的诠释，主要是继承了北宋五子的思想学说。
  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的“天”，和二程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天理”。朱熹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指出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以天理为依据的，而人就存在于这个天理的世界中，其本身也是天理的呈现。在《大学或问》中，朱熹对“明德”来源作了系统的的论证，他指出：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16］
  朱熹此处所指之“天”，是经过北宋五子，特别是北宋五子之首周濂溪的创发。其中所引宇宙论演变过程，出自周子《太极图说》。周子通过“无极而太极”为依据建立的宇宙图式中，天道流行，万物化生，人在其中而最为灵秀，为儒家士人建构了一个以现实人生为依据的存在家园，人们的生、老、病、死、功名利禄、生命价值，一一得到安顿。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儒家士人逃老逃释，精神与生命无法安顿的局面，实际上得以解决。在这里，周子和朱熹实际上将为儒家所继承的华夏文明中人文主义17］的性格和思想，推进到了极致，真正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与独特品格。朱熹逃入释老十余年，故深知周子《太极图说》之价值。他萃取周子《太极图说》的思想，阐述人物的化生，正是为了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将孔子、子思、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建构在了周子的这个宇宙论上。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无人格而又以生物为心、至仁至实的“天”。
  《大学》本来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诠释“明德”的来源，属于“当谓”层次，即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考察出《大学》本来应当说些什么。到这一层面，朱熹发掘出《大学》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显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而朱熹以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这是“创造的诠释学”的“必谓”层次。也就是说，朱熹通过北宋理学家和自己对“明德”来源的理解，表达了《大学》到了宋代必然说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