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大学》所以被列为学问之先，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修身治人底规模”等等，至于其他儒家经典所列的工夫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序列、体系之中。
  朱熹早年已认为“良知良能”就是“明德”，在为学工夫方面，他认同通过察识此心之良知而明其“明德”。他认为圣人本身之“明德”无遮无掩，光明朗彻，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人。而人既与天地万物同理，又与圣人同性，皆具同等的潜在能力，所以人人也都是潜在的圣人。但普通人的“明德”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和遮掩，失去其本有的光明，不仅不能照亮别人，也不能照亮自己，而未能自我实现。那么普通人实现为人的途径，也就是通往圣人的道路是什么？朱熹指出：“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是因为，人必定具有“明德”，这“明德”无论怎样遮掩、拘蔽，也会有显露的时候，如孟子所说的四端与良知良能，只要将显露的“明德”加以扩充的工夫，即可实现本体之明。
  朱熹后来认识到，良知良能只是“明德”之发现，是“明德”能明的依据与道路，但最终来说，明德之明，必须通过学者自己的“明明德”工夫，也就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来实现。朱熹指出，本体之明的显露是“明”的工夫的依据与起点，而他所极为重视的《大学》修身治人底规模、为学工夫，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则是“明”的工夫的内容与程序。《朱子语类》载：
  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缺一。若缺一，则明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尽，物有一之未穷，意有顷刻之不诚，心有顷刻之不正，身有顷刻之不修，则明德又暗了。惟知无不尽，物无不格，意无不诚，心无不正，身无不修，即是尽明明德之工夫也。［4］
  可见，朱熹是从理学的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的。朱熹重视《大学》之道，正是因为《大学》提出了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即格物、致知，阐明了儒家心性修养“知”的工夫；正心、诚意、修身，阐明了“行”的工夫。朱熹揭示了“明明德”工夫的基础与依据，又从《孟子》回归《大学》文本本身，阐明了“明明德”工夫的具体内容与程序，从而对《大学》“明明德”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朱熹从《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等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显然比郑玄注“明”为“显明”，孔颖达疏为“章显之”要合乎文意得多。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共分成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5］朱熹以《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这是《大学》文本本来就有的内容，即所谓“实谓”的层次；但又属于没有明确的内容，即所谓“意谓”的层次。朱熹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语义澄清、脉胳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的考察等等，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大学》的意思，探问了其“实谓”、“意谓”两个层次的意义，体现了他忠于经典文本、即“我注六经”的诠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