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内涵的思考与揭示，历经数十年。最初，他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晚年，他又以两宋理学家所掌握的孟子心性论进行分析与阐释，思考“明德”与“心”、“性”等概念的关系；去世前数年，他还运用宋代理学家的理气论思想揭示“明德”的来源，从而完成了对《大学》“明明德”的理学化诠释。
  朱熹对《大学章句》“明明德”注释的最后修订在1196年左右。他于注中说：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1］
  这是朱熹晚年定论，也是其“明明德”思想的精粹表述。在这里，朱熹用短短67个字的篇幅，从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的角度，阐明了“明德”的来源与本质，“明德”不明的原因及其根源，和“明德”可明的依据与道路。语言简洁，语义完备，逻辑严密，实际上是其毕生学问的总结。众所周知，这个定义，在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思想的继续演进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学》的文本本身，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里，《大学》中的“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只是对承担治理食邑、国家等责任的贵族的道德要求，并无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如《大学》文本中的“明明德”，只是要求贵族博闻多识，注意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从民众的角度制订并实施治理国家的政策；而郑玄注曰：“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孔颖达疏曰：“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2］，都不涉及心性修养的义涵。但是，朱熹正是通过对《大学》“明明德”命题的不断阐释，将先秦儒家与宋代理学思想成果进行整合，而从“明明德”中读出理学的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等思想的意义。朱熹认为，“明明德”能够作为《大学》全书的纲领，就在于它将理学的天理本体论、心性论与儒家修身工夫论统一起来了。
  其一，朱熹通过对“明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明明德”的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明”即“明之也”，又说“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显然是从儒家工夫论角度进行的解读。所谓“因其所发”指“明德”的发露，即“明明德”工夫的起点和基础所在；所谓“遂明之”，指的工夫正是《大学》中提出的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其二，朱熹通过对“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了“明德”的心性论思想内涵。他在阐发《大学》的过程中，不仅对性的本源问题进行了说明，特别是通过阐释《大学》的“明德”为“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对心的内容及心与性、心与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而朱熹对《大学》“明德”内涵的探究，在如何确定和表述心性与“明德”之关系上，实际上一直未曾离开孟子的心性论。
  其三，朱熹通过对“明德”的理论考察与哲学阐释，从“明德”中读出“自然之理”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他的“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的思想，立足在理学天理论基础之上。他以早期儒家、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他指出：“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3］他论证了人的“明德”的来源。
  我们发现，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他的理学思想的“先见”有关。他显然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大学》中读出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毫无疑问，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具有“六经注我”的特点。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朱熹的“我”不是主观任意的“我”，而是对先儒先贤的全面理解和思考而形成的“先见”。深入考察他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特点，可知他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理学建构，其实是建立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之上的。他晚年能够从儒家经典中读出这么多的新意义来，正是由于他早年和中年能够全面地阅读、深刻地理解孔孟以来先儒先贤的著作，并且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应该说，朱熹的经典诠释是经由“我注六经”的“六经注我”，两者是同一个经典诠释过程前后自然接续的不同阶段，并非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