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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朱熹“敬论”在其整个工夫论系统中实占有核心的地位。事实上，宋代以来，在以理学或道学（亦含心学）为主流的儒学思想史上，本体与工夫这对重要观念，乃是儒学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问题之际的核心关怀。也就是说，理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天道性命的形上建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工夫论上对于儒家圣人之道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做一番真实的体验和践履。因此，工夫论问题从来就是理学史上的一大核心问题。上引朱熹《大学或问》所云“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这段表述充分说明，“敬之一字”作为一种“圣学”工夫是贯穿始终的。具体而言，它是贯穿《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根本工夫，同时也是贯穿人之一生（包括小学阶段与大学阶段）的根本工夫。朱熹弟子黄榦（1152—1221）在《朱子行状》中对朱子之“为学”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111］这是说，朱熹的“居敬”工夫乃是贯穿“穷理致知”与“反躬实践”的两大领域，换言之，“敬”乃是贯彻于知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共同要求。至此已很明显，即便称朱熹的工夫论思想乃是一“敬”的思想形态亦无不可。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仍有必要追问朱熹之言“敬”的义理根据究竟何在？
  笔者曾在上述拙文中，就朱熹的主敬思想提出了一个质疑：
  若一言以蔽之，则可说“主敬”工夫所对治的仍是人心意识，何为“主敬”之头脑的问题，依然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如果不讲头脑，只讲“主一无适”的“主敬”——即意识的高度集中，那么这种说法就只具有心理学的意义，而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因为即便是盗贼在行窃之时，意识也能达到高度集中。所以，若从哲学上讲“主敬”，便须要追问“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何在的问题。显然，朱熹所欠缺的正是此一追问，故其虽把“主敬”提到“圣门第一义”的高度，却仍然不免落空。［112］
  由于拙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朱熹的心论，对其敬论只是顺便提及，故未能展开详细的讨论。在这里则有必要对其心论与敬论的理论关联再做稍详的探讨。
  事实上，或有读者已经察觉，上述质疑之关键在于“头脑”一词，由此出发，所追问的便是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问题。不容否认，这里所谓的“头脑”，其实是阳明学所喜欢使用的思想术语，特指心体良知，而朱熹所用“头脑”一词大多属于日常用语，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113］之类，并没有特殊的思想涵义，这里不必细说。重要的是，阳明曾从“心即理”这一“头脑”处出发，对朱熹（亦含程颐）的居敬穷理说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全文颇长，但很值得回味，故全段录出：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个甚？”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请问。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114］
  其中涉及对程朱理学的工夫论两大支柱——居敬与穷理——的关系究竟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也就关涉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思想歧义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于阳明依何理路坚持居敬穷理只是一事，并非这里所欲讨论的主题，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显然这是针对“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来解释“主一”（即居敬）所提出的批评。
  阳明的思路非常明确，在他看来，不论是居敬还是穷理，也不论是读书还是接事，固然需要由“一心”来主导，但更要追问的是，此所谓“一心”究为何意？如果只是指意识集中，那么譬如“饮酒”、“好色”之行为，也会达到意识集中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放弃对“一心”之本质内涵的追问，仅仅强调主一无适、收拾身心，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使人心走入歧途却又茫然不知。依我们的理解，阳明的意思是说，将“主一”解释为“一心在读书上”、“一心在接事上”，那么这只不过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集中，如同“饮酒”、“好色”也能做到“一心”那样，这种“一心”状态并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至此，阳明的结论已很明显：须将“一心”往上提升，理解为形而上的“心体”，亦即“心即理”意义上的超越之道德本心，唯有从道德本心的立场出发，主敬工夫才具有相应的思想意义。
  须指出的是，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阳明心学过于推崇心体的能动力量，从而未免导致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态度而缺乏对人心负面因素保持应有的戒慎恐惧之态度115］，其依据之一便是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对朱熹在《大学》八条目之外添入“居敬”工夫所表示的不满，亦即“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116］，意谓朱熹在工夫论上突出“居敬”，完全是多此一举。依阳明，“《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117］，故本领工夫不在格物也不在居敬而在于诚意。所以阳明强调指出：
  《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按，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118］
  这是批评朱熹居敬说“没根源”，意即“没头脑”。在阳明看来，《大学》一书为足本，其自身的义理自成一套体系，更不必添“敬”字以补其不足，否则的话则不免“画蛇添足”。
  但是这里须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朱熹《大学章句》并没有用居敬来补充解释格物，朱熹只是对《大学》文本出现的“缉熙敬止”、“止于敬”、“畏敬而辟”等三处的“敬”字做了文字学的解释，并没有采用程颐以来的主敬观点（如“主一无适”）来加以附会，所以阳明提出“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这一质疑，以此批评朱熹则是不公平的，况且孔门从来没有遗落这个“敬”字［119］；第二，同时也须看到，阳明所针对的其实是朱熹《大学或问》将敬字来贯通大学与小学的观点。尽管如此，阳明之意并不在于否认“敬”字本身在儒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只是对于阳明而言，朱熹以主敬来穿凿附会《大学》的义理体系，以为不如此则《大学》的义理就无法彰显，这完全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因为《大学》既无缺字亦无错简，其自身便构成了一套义理圆融的体系。
  其实，阳明虽对朱熹以“敬”字穿凿附会《大学》不以为然，但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对于“敬”字在儒学工夫论中的重要性有所轻忽，他指出：“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120］此可见阳明之于《尚书》“敬畏”、《周易》“敬义”既有充分了解，又认定敬畏工夫出于“心体之自然”，亦是可以实现“天道”的。要之可说，阳明是以“心体”作为“主敬”之头脑，以克服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之弊病。
  诚然，阳明心学亦有“乐是心之本体”［121］的命题，继承了周敦颐至程颢以来倡导的“寻孔颜乐处”的精神，但阳明对心体的戒惧义、敬畏义亦有一定的重视。只是阳明的基本立场在心体良知，故在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他的基本想法是，如果脱离心体而谈居敬，则是一种“没根源”的说法而已，如朱熹之言敬便是此类。总之，如以“敬畏”与“洒落”作为一种类型学概念来区别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两种形态，则恐怕与整个宋明理学的历史实情并不相符。［122］
  问题是，设问由心学立场以批评朱熹敬论“没根源”，这在理论上是否有效？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但是，任何理论判断必涉及思想立场的问题，由立场之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这一点本来无可争议。然而由心学立场出发，注重在心之本体的主宰下随时用功，所谓即本体之工夫，自有其一贯之理路，由此以观朱熹之主敬，可以看出其谓由敬定心、由敬存心，的确欠缺心体对居敬工夫的主导，在此意义上，即便说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亦有一定道理，我认为牟宗三以“空头的涵养”来批评朱熹主敬亦源自于此。当然这一理论判断已然越出了朱熹思想的义理范围，亦不意谓朱熹敬论是毫无内容、不成体系的一套空话。其实若就朱熹的义理系统看，其敬论不惟完全可以自立自足，而且自有其心性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如上文既已指出的那样，朱熹之主敬的问题意识在于，他要应对二程以来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为主的道南学派以及以察识已发之端倪为主的湖湘学派之观点的挑战，以防止由“以心察心”［123］、“以觉求心，以觉用心”［124］以及“以心求心，以心使心”［125］等观点而导致“心有二主，自相攫拿”［126］之弊端，由此来杜绝可能出现心的实体化、本体化之趋向，而这些弊端的根源既来自儒学内部（如湖湘学乃至象山学）又与佛教不无关联。［127］要之，朱熹所关注的始终是人心意识的现实状态及其分解状态，如何就现实当中扭转人心的错误走向乃是其思想的核心关怀，故他要求通过层层下就的脚踏实地的居敬工夫以解决如何上达天德、实现心理合一的问题，由此看来，朱熹之主敬亦在另一层面开辟出一条工夫入路的途径，亦不失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
  但是从记录朱熹晚年之语的《语类》中，我们却可看到朱熹又常以两翼两轮来为居敬穷理的关系定位，据此则可说在朱熹的工夫论系统中穷理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非居敬可以替代。表面看来，在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应做统一的把握，然而这种观点如同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并不能归为阳明学意义上的“知行合一”那样，理由在于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其前提是知行属于一种平行关系，而当阳明讲知行合一之时，则意谓在良知本体的统领之下，知行必然合一。倘若说朱熹思想属于“敬的形态”，则必须肯认朱熹所主张的“此心自做主宰”之“敬”不仅贯穿于格物工夫的过程中，而且还是格物工夫的前提和依据。然而事实上，朱熹晚年不仅坦承自己平日在“道问学”上著力尤多，而且他的《大学》诠释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思想立场无疑是：唯有“格物”二字才是儒学工夫之核心。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朱熹之敬论与其心性理论密切相关，当朱熹说由敬而生心之精明，乃是就心的“自省自存”处言，故其所言“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当体便是，则自无此病矣”，［128］按此所谓“病”，则是指“将此敬字别作一物，又以一心守之”之病，意指将居敬工夫的敬与心割裂开来所生之人病。朱熹以为由敬定心而使心自省自存庶能从根本上对治此病。这里的“自心自省，当体便是”以及上文提及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可以合而观之，这两句话十六个字可谓是朱熹敬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敬论思想的意义所在。其意义就在于：由心之自省自存，使得在“主宰之谓”意义下的心具有了实践主体的地位，［129］而不只是被动地包总性情、涵摄众理，由此心出发，自能判断是非，实现“当体便是”的效果，如此则居敬工夫确能贯彻于格物穷理的工夫进程当中。
  同时也须看到，朱熹所谓由敬而立的心的主宰义毕竟是就功能而言，而不是就本体而言，这是因为朱熹始终不能承认有一超越义的本体心，而其所谓“当体便是”亦不能想当然地等同于陆九渊心学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所主张的“当下便是”［130］，更与阳明后学所谓的良知“当下论”、“现成论”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其间的义理纠缠，这里已无法深究了。［131］只是有一点须指出，在朱熹看来，若能真正做到以敬为主而心自存，通过居敬工夫以使心体自做主宰，那么此心之发用便必定是合理的，这又叫做“心定理明”，也就是朱熹所言“自心自省，当体便是”的真实内涵。倘若如此，则朱熹所云“当体便是”乃是对工夫效应的一种状态描述而不是指向道德本心之当下呈现，因为这种“自心自省”的状态取决于工夫程度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故“当体便是”并不能获得本体的必然保证。这是由于朱熹之论心所指向的是工夫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132］。
  总之，朱熹的敬论继承了程颐以来的主敬思想，接受了“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以及“敬义夹持，循环无端”等有关主敬学说的内涵，同时又有更深入的理论发挥［133］。与程颐当时须要应对“心疾”问题相比，朱熹所要应对的理论问题及其敬论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也显然更为复杂。朱熹的主敬思想之形成与其应对道南学派的“体验未发”以及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等理论问题有关，更是其通过“中和新悟”所建构的心性情之理论体系的一个结果。
  朱熹的心性论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作为“主乎性而行乎情”的心，只具有工夫论的意义，其云“心是做工夫处”、“心字只一个字母”［134］，便充分反映了朱熹之论心的基本立场。正是由此立场出发，故朱熹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工夫论问题上设定“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亦即不能在居敬之前预设超越义的本心存在，依朱熹的说法，这就必然陷入“以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窠臼之中。朱熹的主敬工夫并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之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应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当然，朱熹主敬亦有其心性论作为基础，故其主敬思想自有一套理路，而其核心关怀则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因而不必同于阳明心学由良知本心直接悟入、当下呈现的这套理路。归结而言，朱熹的主敬思想乃是对儒学工夫论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