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按照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等命题来看，敬是令此心“作主”、“自存”、“常存”的保证，但不能倒过来说，以心为敬作主。与此思路一致，朱熹还有一个重要说法，即“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而且朱熹将此提到了“为学”之“大要”的高度来加以肯定，换言之，以敬收心，可谓是朱子学的为学宗旨。他说：
  为学有大要。若论看文字，则逐句看将去。若论为学，则自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缉如缉麻之缉，连缉不已之意。熙则训明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61］
  这是说，做学问是有根本方法的，如果读书，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但若是说做学问，则自有根本之法，这就是程子向学者所说的“敬”。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要而言之，就是要用“敬”来收敛身心，如同把身心放在一个“模子”里面那样，能使身心运作不走样，然后随事就物上去穷究事物之理。朱熹接着说：就本来意义上而言，心地原是“光明”的，本无污染，犹如人见他人做得对便说对，做得不对便说不对那样，心里面的是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人心易受后天环境的不良影响，染上利欲熏心等毛病，使得心地昏暗了。至于佛教所说的“光明”则全不着地、脱离事物，如父子不知亲、君臣不知义，这种所谓的心地“光明”最为危险可怕。
  朱熹在这里所欲表明的观点有互为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为学大要在于以敬之工夫来收敛身心；第二，这是由于人心“才明便昏了”的缘故。至于另一层意思——心地原是光明，则不是主敬工夫的前提设定。朱熹的思路是：心地虽然原本光明，但不可以光明之心去主导敬之工夫，否则的话，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形上的、普遍的、永恒的心之本体或道德本心的存在。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光明”只是就心地的原初意义上而言，而非就心地的超越意义上立论。要之，不能在主敬工夫之前之上预设心之本体的存在，这是朱熹不可退让的原则立场，他之所以强烈反对湖湘学的“以心观心”（当然这是朱熹的诠释而不一定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内涵）并将其喻作佛教的“以心求心”，其思想缘由便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说的“放在模匣子里面”的比喻性说法非常生动有趣，这是由于朱熹很担心“身心”容易脱离轨道、胡乱运作，故有必要用“模匣子”来规范它、约束它。这个“模匣子”就是比喻“敬”，由此推论，由“敬”摄心便是指知觉层面上的人心而不能是道德层面上的本心。例如朱熹还有一些说法，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62］
  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63］
  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64］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65］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66］
  这里所说的“降伏”、“收拾”、“收敛”、“绳检”等动词的主体都是“敬”，相对地说，“心”则是“敬”的客体对象。要把心安顿下来，安顿在“义理上”，便是主敬工夫的主要任务。其云去“物欲”存“义理”而令此心不至于“东走西走”、“胡思乱想”，亦是将心之状态规定为敬之工夫的对象。正是通过上述“收拾”、“收敛”等等主敬工夫的程序，然后才能实现人心为主（“万事之主”）的目标，朱熹喻作“如执权衡以度物”，意谓由敬摄心，方能使此心成为“度物”之标准。也正由此，所以朱熹说敬既是“一心之主宰”又是“万事之本根”，不能倒过来说，心是敬之主宰。其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67］，亦同此义，意谓敬才是存心养性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相反。由此出发，故朱熹说，敬是为学之根本大法，是圣学第一义之工夫。朱熹断然指出：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68］
  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69］
  其中的“据依”亦即“依据”。这是说，“敬之一字”乃是“涵养省察，格物致知，如种种功夫”的依据。但须指出的是，此所谓“依据”，只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本源之意而非就本体论而言的理据之意，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各种工夫方法虽然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那就是主敬，显然这是平铺地说主敬是一切工夫的“据依”，而不是形上地说“敬”是心性之“理据”，因为“敬”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过令人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说法涉及主敬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敬与集义、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这里须稍加考察。
  由上所述，主敬工夫主要是指向人心而言，属于一种内心之工夫，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如果说只要“守定一个敬字”，便可一了百了，于应事接物亦可全然不顾，则非但不是朱熹之主张，而正是朱熹所批评的偏见。他指出：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70］
  若学者，当求无邪思，而于正心诚意处着力。然不先致知，则正心诚意之功何所施？所谓敬者，何处顿放？今人但守一个“敬”字，全不去择义，所以应事接物处皆颠倒了。［71］
  这里以“随事专一”言“敬”，表明主敬工夫必落在“事”上，也就是后一段所强调的在“应事接物处”做一番“集义”工夫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朱熹常常用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来加以强调，他说：“敬义夹持，循环无端。”［72］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夹持”关系呢？朱熹有一个解释，可谓曲尽其详：
  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所谓物欲之诱，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去本逐末，正欲两处用功，交相为助，正如程子所谓“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者耳。［73］
  在这里，朱熹强调居敬与集义交相为用的观点，不过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熹还是坚持“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的观点，这是朱熹己丑之悟后所坚持的“日用本领工夫”的一贯立场，不容改变。
  朱熹还用“互相发”的说法来解释居敬与穷理的关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74］
  问题是这种“互相发”的工夫，何者更为根本？从上述这段话的字面来看，朱熹只是说两者互以他者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亦即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其最后一句“其实只是一事”，则意谓两种工夫其实只是同一个工夫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颇类似于朱熹的“知行并进”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有讨论，这里须指出这一并行关系的两种工夫虽同处在一个工夫过程中，可以说穷理离不开居敬，也可说居敬离不开穷理，但是只有居敬工夫具有贯动静、通上下、成始终、无间断、常惺惺之特征，显然比穷理工夫更为根本。故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工夫论问题上，以主敬为第一义，穷理为第二义，亦不无道理。［75］如朱熹曾说：
  为学两途，诚如所喻。然循其序而进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谓存心者，非拘执系缚而加桎梏焉也。盖尝于纷扰外驰之际，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长，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间，则是心也，其庶几乎！［7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虽然没有提到“敬”字，但我们却可以将此放在“敬”的脉络下来观察朱熹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立场。从其表述看，存心与格物并存不悖、相互为用，故谓“一而已矣”，然而心若不存，则格物工夫亦无可下手，显然存心较诸格物更为根本。如朱熹曾明确指出：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77］
  至于如何存心，朱熹强调只是在一念之间，一觉此心，则此心在也，其间容不得丝毫的智力安排。其实，这里的“觉”字，便是敬字工夫的提撕义。关于觉、心、敬的彼此关联，我们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觉底是敬，觉处即心［78］。要之，存心其实就是由居敬工夫“一觉此心”之意。重要的是，由“一觉此心”便可令此心自在（“即此而在”），而觉此心者端在于敬字工夫，此即朱熹再三强调的主敬可使“自心自省”之意，也就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之意。
  最后顺便指出，在有关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曾有这样一个定义：“敬则心之贞也。”［79］这是说，敬就是指心之贞定。按，此《答张钦夫书》非常著名，即所谓“诸说例蒙印可”书，为朱熹40岁时所作，然清儒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于“38岁”条却谓“后来都无此语”，意指该说为朱熹未定之论，不明理由何在。牟宗三则断定王说为非，并对“敬则心之贞也”有所肯定：“此语实甚佳。在朱子系统中，其意即是心气之贞定与凝聚，非从本体性的超越心而言也。”并说：“此义亦不悖于朱子静涵静摄之系统”［80］。可以看出，牟氏之肯定是顺着朱熹而说，若依牟氏之判教立场而言，则此“静涵静摄”盖谓朱熹思想之特质为理“存有而不动”，其动者为心气，而这一点正是牟氏所不能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于朱熹之主敬则不可以“静”字概之，朱熹所言主敬工夫意义上的“自心自省”之“心”亦非“心气”一词可以概之。诚然，由“敬则心之贞也”之命题的内涵来看，心是敬之对象，此即朱熹所言由敬摄心的题中应有之意，若此，则心莫非是现象实然之存在而可归于“气”之范畴？关于心是否就是气的问题，上引拙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必赘述。要而言之，至少在朱熹敬论的思想脉络中，由敬而提撕唤醒之心乃是一“为主”而不“为客”之存在［81］，绝非“心气”一词所能涵盖。朱熹所用的“心气”一词，例如：“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82］，“心平气和”、“心气和平”［83］等等，均是日常语言所说的心平气和之意，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意涵。事实上，如何结合朱熹所说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来看，那么“敬则心之贞也”便不难理解，其意无非是说敬能令此心“贞定”而发挥“主宰”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