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众所周知，在宋明理学史上，自北宋程颐（世称伊川先生，1033—1107）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以来，经南宋朱熹（号晦庵，1130—1200）的阐扬发挥，主敬与致知构成了缺一不可、互相为用的一套工夫论体系。就朱熹哲学而言，主敬思想无疑是其整个理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就当今中文世界有关朱熹哲学的研究来看，却有不少重量级的经典论著对朱熹之“敬论”竟然未加重视或论之甚略，这里我们仅举三例，例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2］第三册为朱熹专论，其中就看不到有关朱熹敬论思想的章节安排，只是在讨论朱熹心论问题时顺便涉及且有严厉之批评；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3］一书之于朱熹有专章论其心而无专章论其敬；陈来《朱熹哲学研究》［4］也没有安排章节来专论朱熹敬说，只是在后来撰述的《宋明理学》［5］这部教材中对此有概括性的论述。［6］
  最近牟宗三弟子杨祖汉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7］一文，打破了以往略于朱熹主敬思想之讨论的局面，而以“敬的形态”来为朱熹思想定位［8］，指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9］故可说朱熹的主敬思想“确立了儒家重恭敬这一义理形态，彰明了恭敬之心之道德涵义”。［10］依杨文，如此理解朱熹思想之形态，庶可对朱熹的心性论、工夫论有更妥当的整体理解，“不会将朱子学归于意志的他律的形态，以其言持敬，只是空头的涵养，也不会忽略朱子重礼文的部分。”［11］不用说，对朱子学的这一同情之了解难能可贵，不唯与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异趣，更可启发吾人以朱熹敬论为切入点来重新省思朱子学的思想特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不过，以笔者之见，若依事实判断而言，朱熹思想固然重视主敬以涵养心性，然其工夫理论亦重格物穷理，更重要的是，若从理论判断的角度看，朱熹之敬论何以能使良心呈现出来，也就是主敬工夫的依据问题依然存在。正如杨文所言，正是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12］而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事实上，朱熹的敬论与其心论、性论有十分密切的理论关联。正如朱熹己丑之悟所表明的那样，朱熹之所以归宗于二程主敬，乃是缘自其对“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之心性问题的最终解决。笔者最近撰文指出，由于朱熹之论心始终将视野限于工夫论领域而缺乏本体论的关怀，故其心论详密有余而意欠圆融。尽管从儒学传统看，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可谓是儒学即工夫而言心的一句至理名言，宋明理学家也几乎无不奉为圭臬，由此以观朱熹所言“心是做工夫处”这一心论观点亦应是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然而，朱熹之心论何以成立，则需要与其敬论思想合以观之始能获得充分之了解，因为在朱熹的理论构造中，“心是做工夫处”也只有在其“敬义夹持”的“居敬”理论中才能落实。［13］反过来说，若要真正理解朱熹的心性论，亦须对其主敬思想的理论构造有一相应的了解。这便是继拙文之后，进而探讨朱熹敬论的一个缘起。
  本文的任务分三步走，首先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探讨朱熹敬论的问题之由来；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朱熹敬论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最后对其敬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