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新启示
  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观点来看，朱子“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新启示是：抽象而普世的规范，必须在具体而特殊的情境之中自然生成。我们从“全球化”的本质谈起。正如本文起首所论，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化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纽约股市的变化连带影响东京、台北或上海的股票市场。全球化发展创造了表面的一体感，但在“地球村”的口号与荣景之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压迫与宰制——全球化发展促使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对于居于全球化边陲位置的国家，更肆无忌惮的剥削与控制。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掌控国际性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也掌控全球最先进的航天科技、生命科学知识等，使全球化“中心”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
  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之后，不论在国际间或是在国内脉络，所得分配的不平等也更加严重。经济学者研究告诉我们：从1980年代以降，因全球化而带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1980年代以后在寿命与教育方面虽然看似减缓了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是假象而已。［15］“全球化”已俨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中心国家”宰制“边陲”国家的凭借。
  “全球化”趋势发展至今，之所以成为强凌弱、众暴寡的工具，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成为抽离于世界各国之具体互动脉络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机制，而不是处在于世界各国互动的具体脉络之中，而与时俱进、随时修正的潮流。
  针对“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国际间以及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说有其新时代的启示。朱子强调“所谓理一者，贯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16］，这句话启示我们：作为一种理念或某种机制的所谓“全球化”，应该只能存在于各国的互动关系之中。换言之，作为抽象性的“全球化”，只能存在于具体性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随时调整，与时俱进，才能免于成为国际上强权压制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压迫农工阶级的借口。
  （二）新挑战
  但是，从21世纪的今日世局来看，“全球化”显然已成为抽离于各国具体的国际关系之上的具有宰制力的论述与机制，而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范围内，等同于“美国化”，早在1991年就有人为文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性跨国大公司的领导阶层，只有2％不具有美国国籍的事实。［17］这种状态在21世纪的今日，并无重大改变。
  正如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的吊诡性一样，“全球化”论述就好像朱子的“理一”一旦被从“分殊”之中抽离出来之后，就取得了独立性，而被强者所垄断，成为压迫“边陲”国家与人民的工具。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戴震（东原，1724—1777）痛批“理”学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杀人之工具，戴震说：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8］
  二百年前戴东原所谓“今之治人者”以“理”杀人的状况，很近似于21世纪的今天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以“全球化”这个“理”作为控制“边陲”国家的情形。用朱子的语言来说，“全球化”这个“理一”已经从世界各国的“分殊”这个具体情况中剥离出来，而成为全球政经秩序的掌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全球化”的吊诡性与朱子“理”的吊诡性，如出一辙。
  为了进一步思考作为21世纪之“理”的“全球化”价值理念之吊诡性，我们可以再回到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与“心”之关系。朱子一向强调经由“格物致知”的程序之后，人的“心”可以有效地掌握并理解万物及宇宙之“理”，甚至可以达到他在＜大学格物补传＞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9］的境界。
  朱子强调以人“心”掌握万物之“理”的这项思想遗产，对朝鲜时代（1392—1911）的朝鲜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亦衍伸出两个新命题。正如我最近所指出的，朝鲜儒者从朱子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第一项新命题是：以“吾心之理”贯通“万物之理”。［20］金谨行（字敬甫，号庸斋，1712—？）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者，一者，理也。贯者，心之事也。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也。［21］
  朝鲜儒者金谨行将孔子的“一以贯之”解释为“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所谓“理在吾心”一语显示相对于朱子的“穷理”之学而言的更进一步“内转”。
  朝鲜儒者从朱子学所发挥的第二项新命题是强调“一本”与“万殊”皆本于心。17世纪朝鲜儒者朴知诫（字仁之，号潜治，1573—1635）说：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朱子曰：“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心”即“一本”也；“理”即“万殊”也。古圣人垂教之说，无非一与万而已。从事于小学而存此心于端庄静一之中者，从一上做工也；从事于格致，而穷众理之妙者，从万上做工也。…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复自一而为万，乃圣人之学也。一本万殊，两仪之象也。知上行上皆有此两端。知觉不昧之在心，曰：“知上之一本”。明烛事物之理，曰：“知上之万殊”，一心之浑然在中，曰：“行上之一本”；躬行践履之在事物，曰：“行上之万殊”，所谓忠恕是也。［22］
  朴知诫所说的这一段解释之特殊之处，在于将朱子的“一本”与“万殊”，再细分为“知上之一本”与“知上之万殊”，以及“行上之一本”与“行上之万殊”，而归结在“心”的作用之上。金谨行进一步发挥朝鲜儒者将“一本”与“万殊”汇归于“心”之上的解释立场，他说：
  以道之总在一心者贯之于万事，则为散殊之道。以道之散在万事者本之于一心，则为总会之道。［23］
  金谨行以“心”将“散殊之道”与“总会之道”加以统一，确较朱子之解释更进一层。
  从朝鲜朱子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如果完全归结于人（尤其是圣人）的“心”的解释与掌握，就难以避免“理”的解释之任意性，并且使“理”失却其客观性，易于被少数人所掌握与宰制。21世纪的“全球化”的解释权之被强权国家所宰制，在某种意义上正与朱子与宋儒的“理”在18世纪中国之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相似。
  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之有其被垄断这项危险性，更因朱子的“理”之同源性而大大提高。在《朱子语类》卷18中，就有学生请教有关“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这个问题，朱子回答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4］
  朱子虽然强调“理”的同源性（“理皆同出一原”），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在实际运作的层次上，各种事物的“理之用”则有互不相同的特殊之理，而且各个具体的事物又分享普遍的“一理”。
  从朱子的理论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趋势，我们可以说，不仅各个不同的文明或国家的分殊之“理”剧烈碰撞，甚至“理”的解释权又被居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的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发展竟为人类前途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那么，如何从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提炼新意义以因应21世纪“全球化”的这项新挑战呢？21世纪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文明、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日俱增，各种源自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理”也互相碰撞激烈冲突。因此，如果朱子的“理一”只有一人或少数人的“心”才能加以解释或掌握，恐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必须别创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