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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周易本义》论元亨利贞四德：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26］
  这是把元亨利贞四德作为“物”的发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这四个连续无间段的流行，是生气流行，元就是生气，所以四者的连续流行就是体现了“元”贯通四者而作为天道的统一性。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泳。［27］
  当来即当初。以生说仁，把生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原理，这是“人生而静以上”事，即生化论属于宇宙论之事，不是人生论之事。因此宇宙论对于人生论来说是“上一节事”。人之生亦接受天地之生理，人生而静以下此生理即体于人而为仁之理，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认从天地接受的生意生理，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根源。
  《语类》卷六八论乾卦四德：
  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梅蘂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节。［28］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而不是以元亨利贞为性。
  致道问“元亨利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阴阳极处，其间春秋便是过接处。”恪。［29］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之外，又以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
  《乾》之四德，元，譬之则人之首也；手足之运动，则有亨底意思；利则配之胸脏；贞则元气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属木，木便是元；心属火，火便是亨；肺属金，金便是利；肾属水，水便是贞。”道夫。［30］
  这是以元亨利贞对木火金水。这就使元亨利贞成为更普遍的模式了。
  “元亨利贞”，譬诸谷可见，谷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实是贞。谷之实又复能生，循环无穷。德明。［31］
  这也是以物之生长遂成体现元亨利贞。以上都是以元亨利贞为物之形态或阶段。
  以物之生长收藏说元亨利贞四德之义，始于程伊川，朱子亦明言之：
  “元亨利贞”，理也；有这四段，气也。有这四段，理便在气中，两个不曾相离。若是说时，则有那未涉于气底四德，要就气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说：“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实；贞者，物之成。”这虽是就气上说，然理便在其中。伊川这说话改不得，谓是有气则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说，便可见得物里面便有这理。若要亲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恻隐须有恻隐底根子，羞恶须有羞恶底根子，这便是仁义。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渊。［32］
  有这四段，即指生长遂成四个阶段，朱子在这里以生长遂成四阶段为气，而以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的现实过程所体现和依据的理。按前面所述多见以元亨利贞为气这类的说法，而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理，以生长收藏四段为气，此说似不多见。照这个说法，以生长遂成说元亨利贞，是就气上说，而理在气中。但朱子特别强调，程颐不从理上说元亨利贞，而从物上说，并没有错，他甚至声称程颐此说不可更改，认为讲气讲物，理便在其中了。此中理气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的思想，不是从性、从理、从体上看，而都是近于从总体上看的方法。
  “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他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渊。［33］
  这里又把元亨利贞说成四阶段连接循环，元是生气发生的阶段。元之前是贞，贞之后是元，循环无间断处。
  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如子时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阙时。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故《易传》只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不说气，只说物者，言物则气与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说四句自动不得，只为“遂”字、“成”字说不尽，故某略添字说尽。高。［34］
  “局定底”与“推行底”，与朱子说《易》的方法“定位底”和“流行底”的分别相近，显然，元亨利贞是属于“流行底”道理。由于伊川论元亨利贞是指“物”之生、长、遂、成言，故朱子说元亨利贞“就物上看亦分明”，他甚至认为《易传》也是就“万物”而言四德，就万物之生长遂成的阶段言元亨利贞。这种“就物上说”的方法并没有忽视理和气，因为言物则气和理皆在其中。这似乎是说，元亨利贞四德的论法可以有三种，物上说的方法如生长遂成说，气上说的方法如春夏秋冬说，理上说的方法即元亨利贞说。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说明的。
  朱子又说：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节。［35］
  这就把元亨利贞之理更普遍化了，就天道言，即就宇宙普遍法则而言，是元亨利贞；这样普遍法则理一而分殊，有不同的体现，如在四时体现为春夏秋冬，在人道体现为仁义礼智，在气候体现为温凉燥湿，在四方体现为东南西北。温凉燥湿又说为温热凉寒：“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36］这实际上是用四季的气候变化循环说元亨利贞。在这个意义上，元亨利贞如同理一分殊，已经成为一种论述模式。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会也”，好底会聚也。义者，宜也，宜即义也；万物各得其所，义之合也。“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贺孙。［37］
  《文言传》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就人事道德上说，朱子具体解释了什么是善之长，什么是嘉之会，什么是义之合，什么是事之干，但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朱子强调，根据二程的说法，对“元”的理解要与“仁”联系一起、贯通在一起。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38］
  按朱子的解释，元是初发生，则这就不是从理上看，而是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其次，发生后必然向会通发展，会通后必然向成熟发展。就四个阶段的不同展开说，这是“偏言”的角度。就四个阶段贯穿着作为统一性的“元”而言，这是“专言”的角度。专言包四者，朱子的解释是，一方面，元中具亨利贞许多道理，亨利贞都是元的发现的不同形态，同理，仁不仅发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仁之发。
  《语类》又载：
  曾兄亦问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39］
  元是生物的发端，元是生意的开始，亨是生意的长，利是生意的遂，贞是生意的成。于是生长遂成就是“生意”的生长遂成。这都不是从理上看的方法，也说明，四德的意义在朱子思想中并不仅仅是理。
  《周易本义》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40］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41］
  元既是生物之始，又是天地之德，作为生物之始，亦体现为四时之春；作为天地之德，亦体现为人道之仁。可见，元亨利贞四德既是论生物过程与阶段，又是论天地之德，于是既体现为四时春夏秋冬，又体现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流行之统体”就是兼体用的变易总体，元亨利贞是此一统体不同流行的阶段及其特征。
  虽然可以说，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看，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中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就是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