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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卷六七有《周礼三德说》，该文虽然不是讨论四德之说，但其中讨论周礼三德说涉及的对德、行的理解也值得注意。文之开首云：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德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已。）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两尽而不倚于一偏也。［13］
  “三德”、“三行”之说出于《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4］这是古代德行论的早期表达。
  朱子对三德、三行作了明确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解说。在朱子看来，以三种德行教国子，至德是指心而言，是关于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所谓至德以为道本，是说至德是掌握性命之理、践行当然之则、实行治国平天下之术的根本与基础，突出了德性对哲学理解、道德实践、政治施行的根本意义，强调心徳是道术的根本基础。强志力行，即《礼记·儒行》第一条所说的强学力行；一切行为都是由心志而发，人能强化心志，力行理所当为，使心志在行为事迹上表现出来，这是敏德。所谓敏德以为行本，是指由心志落实到行为是德行的一般特性。照朱子的这个说法，从德行论来看，可以说正心诚意是根本的德行，称为至德；强志力行是一般意义的德行，称为敏德；尊祖爱亲是专指孝的特殊德行，称为孝德。三徳可以说区别了根本德行、一般德行、特殊德行。
  以三德教国子，说明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成人。但把国子培养为成人，必须使他们同时培养三德，不可偏专其中之一。朱子认为三德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也就是说三德具有统一性。没有至德，敏德只能笃行，而没有方向，不能知“道”；没有敏德，至德就会流于空洞，无法具体落实，也无法拓宽事业；不落实到孝德，敏德就失去基础。至德是方向，敏德是分殊，孝德是基础。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以其德，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德之修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则无与焉。盖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协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德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德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溯其原，则孰谓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15］
  三德之教和三行之教，涉及对德与行的分别。在对教三行的解释上，朱子解释了什么是德、行，他说“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这是说，“德”是得于心的状态或性质，“行”是对规范的实行。朱子认为，德和行互相支持、互相连接，不以内心之德为本，就达不到自得，行为也不能自修；心之德不落实在行为表现出来，心难以持循，心德也不能进步。朱子也指出，人有时未得于心，但能勉而行之，在这种状态下不能说德在心中。但如此勉而行之，久而久之，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不断实行便可使人达到“得于心”，即促使德在心中形成，这时的行为便是从心中之德出发，不待勉强了。这是朱子对德性形成的一种看法。
  朱子还说过：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泳。［16］
  聪、明是耳目的根本属性，仁是心的根本属性，德即指根本属性而言。
  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节。［17］
  百行是行为，仁义礼智是本性，这是强调一切行为都是发自于内在的本性，也体现了朱子德性论强调性理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