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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剖析细节，掌握儒学义理核心，从而揣摩文字，厘清脉络，注解工作更深一层，有关圣人精神的了解更具自信，留下诸多推究话语，《孟子·告子下》“礼与食孰重”章，朱注云：“此章言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72］《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章，朱注云：“此章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73］《孟子·尽心下》“逃墨必归于杨”章，朱注云：“此章见圣人之于异端，距之甚严，而于其来归，待之甚恕。距之严，故人知彼说之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义之尽也。”［74］朱熹以生命体证，思索既深，遂能了解圣人于疑似之间的思考，于进程的关注，以及彼我分际的掌握，其中艳羡与赞叹，出于衷心之感动，《朱子语类》载：
  圣人言语如千花，远望都见好。须端的真见好处，始得。须着力子细看上。工夫只在子细看上，别无术。
  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75］
  所谓“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正是朱熹穷究经典，从阅读中所获致的心得，圣人言语之力量，形构缜密的义理结构，细究之后的着落，无疑是祛除歧异，建构脉络观察之后的结果，朱熹甚至留意孟子对圣人的揣摩心得，圣圣相承，于心相通，《孟子·万章上》“舜往于田”章，朱注云：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极天下之欲，不足以解忧；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此章言舜不以得众之所欲为己乐，而以不顺乎亲之心为己忧。非圣人之尽性，其孰能之？[76］
  《孟子·尽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章，朱注云：
  居深山，谓耕历山时也。盖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之中，万理毕具。一有感触，则其应甚速，而无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77］
  廓除人生于世的名利欲望，唯求心之所安，然而一闻善言，一见善行，则沛然莫之能御，圣人如此，也唯有孟子能知之，《孟子·尽心上》“霸者之民”章，朱注云：
  君子，圣人之通称也。所过者化，身所经历之处，即人无不化，如舜之耕历山而田者逊畔，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绥斯来、动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举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此则王道之所以为大，而学者所当尽心也。［78］
  申明君子德化之盛，分判王、霸之别，圣人坚持所在，乃是求其为大，道之纯粹与崇高，学者必须尽心追寻，其间不容丝毫委曲虚假，细节所在，朱熹对于后世期许深矣。而此一思考也成为与陈亮争辩王霸的重要依据，对于功利主义有更深的反省［79］，朱熹崇信孟子，乃是反复辨证思考的结果［80］，《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章，朱注云：
  愚按：“丧礼”、“经界”两章，见孟子之学，识其大者。是以虽当礼法废坏之后，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矣。［81］
  对于孟子推崇至极，朱熹甚至于《孟子序说》引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于下云：“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82］朱熹一生追寻二程，然而于此救正调整，还给予孟子圣人的地位，唐代以来“孟子升格运动”［83］，北宋的孟学争议［84］，于此遂有最终的答案。朱熹体会既深，“经界”成为晚年推行之工作［85］，“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更是引导朱熹超越性思考的重要依据，遥契前圣，寄予来者，朱熹展开更深一层的建构方向，重点在于检视圣人精神所在，提醒阅读的细节，其中牵涉复杂，朱熹巧为安排，《四书章句集注》创造性的诠释，遂有细腻的思考，此于朱熹《大学章句序》云：“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越，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86］《中庸章句序》云：“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87］于文献放失，诸说歧出之中，期以有助于后学思考，敢于陈述一己融铸之心得，知我、罪知，朱熹有其承担之志，无法尽释其理据，以及蓄积的体会，转为叮咛与提醒，用心所在，寄望开启后人遥相共感的理解。例如《大学章句》说明结构“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下，朱注云：
  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88］
  《中庸章句》分出三十三章，于第三十三章下朱注云：
  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赞其妙，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学者其可不尽心乎！［89］
  《大学》于分别经、传时说明，《中庸》于分章之后提醒，圣人义理深密，言语严整，于脉络之中，深有蕴藉，期许后人之余，也回应心中“完型”样态，遂有不断的尝试。《大学》以经统传，分释“三纲八目”；《中庸》分出三十三章，首章为“一篇之体要”，推究用意，皆有提纲挈领，明其体系的作用，朱熹并非仅是提出不同以往的章句段落，而是标举“三纲八目”，阐明“性”、“道”、“教”，作为全篇脉络的关键，纲举目张，具有义理显豁的效果。
  为求明晰，朱熹甚至援取《论衡》“圣人作其经，贤人造其传”概念90］，彰显圣贤相传属性，经、传之分，成为《四书章句集注》最为特殊的安排。“三纲”、“八目”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之“经”，以下系以“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之“传”，《大学》主旨于“经”中具现，四书有其精神，只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各章皆具，唯有“格、致”有缺，“三纲”、“八目”架构已具，却无核心工夫，关键性的阙如，形成体系的重大瑕疵，于此已非指出阙文即可解决，事有不得已，朱熹另作补传云：
  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91］
  以二程之意，补传一百三十四字，作为义理核心所在，朱熹申明“格物”意义，并不是悬空寻理，而是人伦日用间，随事即物的体会，不仅用以印证“理一分殊”从“分殊”以见“理一”的进路，沟通内圣、外王，儒学人间事业终于完成，于是从三纲而至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而人，由小而大，由内而外，层次井然。“格物”成为儒学基础，也是最为核心的工夫，只是于此过程，朱熹仅言“窃取程子之意”，取用之间，细节无法厘清，所幸《大学或问》保留朱熹援取二程线索，依其内容，主要强调“格物致知所以当先而不可后”、“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功程”与“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三项重点，分别针对格致的关键地位、操持之内容以及其重要性撮举二程意见，文字颇长，难以迻录，但融铸二程言论的努力，却是真确可见［92］，显然朱熹于四书获致的超越性的研读方法，也施用于征引之间，直言“虽不能尽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归，则不合者鲜矣”［93］，显见征引已从文字之“迹”，进而捕捉其“意”，形塑略其形迹而达其精神的体会，使《大学》结构更为完整，也确立二程遥契道统地位，清儒胡渭云：“前后次第，秩然不紊，所谓枝枝相对，叶叶相当。”［94］朱熹改本确实使《大学》一篇结构井然，体系更为明晰，朱熹追寻圣人精神，穷究经典，一生体会，于补传中获致论述根源，虽是自作，却是融铸前人的结果，用心所在，超乎言诠的心得，只能要求读者熟读详味，虽然使《大学》改本成为宋明以来最复杂难解的议题［95］，然而按核朱熹反复锻练，甚至临终之前仍为《大学》改作苦思不已［96］，追寻圣人之念，驱策不已，朱熹自承“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这个不由自家。”［97］说明随着历练不同，体会不同，境界与时而进。所谓“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98］，必须从言语文字思索圣人的启发，才能契合于道，朱熹揣摩细节，不敢轻忽，尤其对于圣人开示成德之方，更是思之再三，《论语·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章，朱注云：
  愚按：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99］
  《中庸章句》“大哉圣人之道”章，朱注云：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孰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100］
  朱熹留意圣人开示之方向，在于操持之际，不能为私意所蔽，唯有存乎其大，尽乎其细，存心、致知兼行，方能达致其境，“尊德行”与“道问学”之辨，乃是朱、陆学术根本分歧处，相较于陆九渊“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101］立乎其大的坚持，朱熹采取综纳的思考，云：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102］
  朱熹尝试去短集长，更具反省之念，前人往往藉此分判两人高下，标举儒学“尊德性”无可取代之价值。［103］但回归经典本身，相较于陆象山强调进程，饶富自信，朱熹尝试形塑进程与境界兼具的体系，建构“尊德性”与“道问学”融铸一贯的脉络，内涵周备详实，规模更为宏大，却仍唯恐有所不足。按核《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注强调“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尊德性”与“道问学”既非独立相斥的概念，也非由彼而此之进程，而是相互含融，彼此证成，所以朱熹申明“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既无违逆“尊德性”之崇高价值，又强调“道问学”之不可或缺，两相为用，兼取而进，圣人开示之境界，既广大，又精微，思考早已更深一层，义理无所偏缺，方能垂范后世而无弊，朱熹参详文字内涵，进而参悟文外之旨，从化解歧义，建立脉络，进而回归圣人，融铸条贯，厘清脉络，思考诸多转折，所见更为深邃，义理更为缜密，必须了解朱熹一生学术进程，又须梳理《四书章句集注》论述的细节，彼此取证，前后参考，方能得其真解，朱熹《答胡季随二》云：
  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说。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以此观之，此岂易事？若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过，便谓事了，岂不轻脱自误之甚耶！吕伯恭尝言“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论也，幸试思之。［104］
  朱熹《答潘端叔二》云：
  义理无穷，精神有限，又不知当年圣贤如何说得如此稳当精密，无些渗漏也。［105］
  以至勤之力，坚固执着，用心如斯，谦下至此，一生义理思考，已难一一呈现，从经注工作而及于圣人事业，朱熹从推寻儒学精神，进而及于启发后人，是以寄语于后，勉以“尽心”、“详味”，祈求千载之知音，慨然承担，《四书章句集注》肌理条贯，义理丰盈，于此可得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