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兼融义理与训诂，对于义理歧出之处，深加致意，此为用心所在，也是成就所在［13］。《朱子语类》云：“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隙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隙，无由得入。看见缝隙时，脉络自开。”［14］从缝隙处寻求道理，此为朱熹学术成就关键，朱注《论语·学而篇》“吾日三省吾身”章云：
  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15］
  朱熹对于曾子修身之法多所关注，乃是依据循孔门之传的线索而来，按核何晏《论语集解》云：“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16］，重点是所传之业，而朱熹关注所及，乃是曾子所受之业，从己而出，与己之所受，角度相反，但比较其中，从孔子至曾子，“师”与“己”乃是道统成立之关键，朱熹显然更重视“业”的神圣性，以此说解，曾子日日行之，自然更有理据，可见朱熹于前人注解，饶有辨证之思考。其次，“为人谋”、“与朋友交”以及“传”三者乃曾子“三省”之事，然而朱熹却特别指出“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不仅强调有序，更标举“忠信”为修养自省的核心，分别之中，有其一贯之处，按核《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注云：
  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17］
  “忠信”与“忠恕”稍有不同，但“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可以解释此乃曾子“推”之结果，“忠恕”只是方便之说，至道浑然，然而“自治诚切”，归之于“己”，遂有契合之处。前者朱熹引谢良佐之言“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18］后者引程子之言“圣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贯之，惟曾子为能达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19］同样指出道统相传的线索，圣学内容，在道体的境界与修养的工夫之间，必须统合说解，以求一致，朱熹并且以“理一分殊”的架构，言明两者乃体用之分，于是“至诚无息”与“万物各得其所”遂有融铸于一的说法，而“至诚无息”正是《中庸》所揭示之境界，朱熹于《中庸章句》篇题下云：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0］
  由“理一”而“分殊”，又由“分殊”而归之“理一”，朱熹于工夫之处，高举境界，提示方向，对于道体内容，则申明修养，强调“实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传之线索，指引之心法，也就有具体的内容。朱熹是以经典参证的方式，串贯义理，然而于体用之间，未敢轻忽一方，圣人揭示一贯之道，曾子提示之内容，乃至于后学依循的方向，遂有完整的论述内容，数则注解内容，相互关联，虽然迂回曲折，但道理深刻绵长，诠释之细腻，于此可见。事实上，“理一分殊”正是朱熹从学李侗获致之启发［21］，也是“道南”一系重要法门，朱熹尝试建构施用于人伦之间，而上应天理道体的义理体系，萦之于心，援以思考，终于从兼采儒释，到归本于儒，确立一生学术门径，于此理学成立之关键，也成为诠释四书最重要的义理依据［22］。朱熹藉此弥平形上与形下之区别，化解体、用分歧，揭示儒学宏大境界，也提醒修养不可违弃，期许读者终身“玩索而有得”，乃是朱熹一生思索的心得，而于曾子三省之内涵，孔子一贯之旨，乃至于《中庸》旨趣所在，遂有融铸调和，义理贯通的说法。事实上，四书镕铸，义理衔接，乃是浩大工程，朱熹由分而合，已具体系，只是细节之处，仍有剔之未尽之处［23］。但相较于引据内容，朱熹于分歧中，细加推敲，得见一贯之义理，无疑是四书得以成立，形构经典最重要的关键，思之既久，于文字之中，也就多有提醒。
  此外，朱熹高悬儒学境界，对于孔门之间，观察细腻，《论语·述而篇》“子温而厉”章，朱注云：
  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门人熟察而详记之，亦可见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圣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故程子以为曾子之言。学者所宜反复而玩心也。［24］
  朱熹于乾道五年（1169年）“己丑之悟”确立了“中和”之解，从“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至“心”具众理，兼有“已发”与“未发”，学术从“道南”至“湖湘”，又从“湖湘”融铸“道南”，“已发”、“未发”不是“心”、“性”之别，而是“情”、“性”之分，终于确立工夫法门［25］。此一思索，乃是朱熹重要之学术进程，也是一生追寻二程所获致的成果，推究精微，对于圣人与凡人之间，遂有分判的标准，有趣的是朱熹引程子之言为证，认为能够巧妙形容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中和之气见于容貌者，只有曾子才有如此的见识，虽然有“想当然尔”的疑虑，但揣摩其间，朱熹乃是有意彰显圣人气象，以及孔门得传线索，相同的观察，见于《论语·先进篇》“吾与点”章，朱注云：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而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26］
  按核《朱子语类》潘植引《集注》作“曾点之学，有以见乎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间，皆人所共”［27］，乃是以胡宏“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说法，在日用之间诠释此一境界，然今本作“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静动之际，从容如此”，扬弃人欲之私，展现人生的自在从容，于日用之间，获致天地万物同流的坦然满足，相对于浑囵描述，朱熹分出进程，由未发而及已发，凸显涵养的作用，诠释更进一层，说解更为明白，章末引程子之言：
  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28］
  标举孔子之志以及曾点相应之处、细节之处，乃是提醒学者追求曾点境界之余，也应了解孔子的志向，《朱子语类》载黄义刚、林夔孙所录云：
  某尝说，曾皙不可学。他是偶然见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时被他说得恁地也快活人，故与之。今人若要学他，便会狂妄了。他父子之学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着实地去做，直到那“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方是。……曾皙不曾见他工夫，只是天资高后自说著。如夫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便是狂、简。如庄、列之徒，皆是他自说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归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听他恁地，今日也浴沂咏归，明日也浴沂咏归，却做个甚么合杀！［29］
  曾点气象宏阔，固然可喜，但也可能有流于“狂、简”的缺失30］，在工夫与境界之间，朱熹并不认可空悬之境界，强调由“分殊”以见“理一”，否则“今日也浴沂咏归，明日也浴沂咏归”，又有何成就，言之简洁明白，曾皙与曾参父子之间，似乎也就有分判的依据。重视工夫的思考，见于《论语·颜渊篇》“克己复礼”章，朱注云：
  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颜渊闻夫子之言，则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条目也。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31］
  以天理、人欲之分，来说明“礼”之为用，尝试于“日用之间”得见“天理之流行”，人心虽出于天理，然而一有所偏，不免陷于人欲，从而确立工夫作用［32］，朱熹并且于经文诠释之外，特别补缀程子视、听、言、动四箴，于修养有更具体的描述，其云：
  愚按：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颜子得闻之，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33］
  孔颜乐处本是北宋儒学最核心议题［34］，朱熹于《论语·雍也篇》“贤哉！回也”章引程子云：“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35］《论语·述而篇》“饭疏食”章引程子云：“须知所乐者何事。”［36］朱注保留北宋以来儒者对此之关注［37］，然而针对孔门最重要弟子颜渊，朱熹从天理人欲之辨，深化孔子指引的义涵，视、听、言、动成为孔门相传之重要心法，程子以己证之，不仅得其精彩，也成为朱熹绾合修养工夫与历史传承，建构二程遥接孔门之传的重要线索。朱熹揭示儒学究竟，完成义理贯串工作，言“仁”，《论语·颜渊篇》“仲弓问仁”章，针对“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注按语曰：
  愚按：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38］
  朱熹分别颜、冉，于高下之间，得见孔子因材施教的安排，所谓“乾道”、“坤道”，按核《朱子语类》朱熹以“刚健勇决”、“杀贼工夫”以及“平稳做去”、“防贼工夫”来形容［39］，说法有异，却有共同趋向，同指去除私意，全其心德的过程，朱熹特别留意殊异之中，孔子用意所在，于人生行事，遂有依循方向。相较于此，《论语·颜渊篇》“司马牛问仁”章，朱注云：
  愚谓牛之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则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终无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读者其致思焉。［40］
  朱熹认为“其言也讱”乃是“药病”之言，孔子于门人切身指引，自然有不同的说法，相对于铺排“仁德”境界，更着力于分出孔门弟子的高下，尝试于分歧之中，得其究竟。因此，朱熹特别留意孰得其传的线索，《论语·宪问篇》“莫我知也夫”章，朱注云：
  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411
  孔子深究道体之精微，指引于“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可惜子贡未达于此，同样之观察，见于《论语·卫灵公篇》“一以贯之”章，朱注按语云：
  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42］
  子贡乃孔门当中最具声势与影响力的弟子［43］，但朱熹接受尹煌“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论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的说法［44］，孔子对于曾子与子贡的指引，细节不同，反应有异，显示子贡对于孔子学术的体会恐未及于曾子。此一见解，也反应于《论语·阳货篇》“予欲无言”章，朱注云：
  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45］
  天理流行，圣道精微，有言语之外的境界，朱熹掌握诠释细节，体会日深，对于孔门弟子，甚至分出两系，《论语·子张篇》朱注于篇章题下云：
  此篇皆记弟子之言，而子夏为多，子贡次之。盖孔门自颜子以下，颖悟莫若子贡；自曾子以下，笃实无若子夏。故特记之详焉。［46］
  朱熹建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圣贤相传之系谱，也于孔门当中分出“颖悟”、“笃实”两系，从颜渊、曾子以下确立子贡、子夏的地位，对于孔子所传遂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不仅可以解读《论语》载录情形，针对门人论述，也有分判的视野，《论语·子张篇》“子夏之门人问交”章，朱注云：
  子夏之言迫狭，子张讥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盖大贤虽无所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绝；不贤固不可以拒人，然损友亦所当远。学者不可不察。［47］
  孔门弟子劝勉切磋，乃是相期于道的常态，子张不满意子夏，并不代表子张更切近孔子之道，两人各有所偏，于此可见。朱熹反复辨认，尝试掌握孔门之间弟子传承线索，探究真义所在，朱熹纠弹义理之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48］，例如《论语·子张篇》“大德不踰闲”章，朱注引吴棫云：“此章之言，不能无弊。学者详之。”［49］批评子夏言之有过。《论语·子张篇》“丧致乎哀而止”章，朱注云：“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过于高远而简略细微之弊。学者详之。”［50］批评子游陈义过高。朱熹对于孔门弟子，不仅诠释章句旨趣，也推究其中高下，提醒读者留意细节，用心所在，辨析入微，《朱子语类》载：
  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辨。圣人则中正和平，无所偏倚。［51］
  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52］
  朱熹从孔学究竟的推寻，进而及于弟子高下的检讨，于“中正和平”之际，揣摩圣人精神，《论语·卫灵公篇》“师冕出”章，朱注云：“圣门学者，于夫子之一言一动，无不存心省察如此。”［53］个人义理体证日深，经注事业纯熟，终于厘清孔门系谱，对于推究儒学究竟，化解义理歧出，串贯四书之脉络，更具自信，感慨所在，甚至认为“不少一个字”、“不多一个字”，“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对于圣道之欣悦与钦羡，可以想见。
  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化解歧出之处，还包括圣与凡之间的差距，如《论语·述而篇》“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朱注云：
  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然深味之，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有非圣人不能及者。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学者宜致思焉。［54］
  圣人深造有得，言语浑融自然，朱熹揣摩精神，推究言外之旨，于此发凡起例，标明圣人谦以示人的情怀。相同之例，如《论语·述而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章，朱注：“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55］圣道崇高，所言却谦下，在圣与凡之间，建构诠释分际，指引了解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