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遍注群书，于四书用力尤深，从“集义”到“集注”［1］，又从“集注”到“章句”，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内容胪列诸家，间附己意，更有诸多个人参酌咀嚼，揣摩圣人气象心得，尤其反省前代儒学发展，对于经注体例饶富反省，以《集注》与《或问》相参，说明“去取之意”［2］，即是化解体例局限的一种尝试。然而朱熹最后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依归［3］，云：“《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莫枉费心去外面思量。”［4］由繁归简，已有定见，按核《朱子语类》云：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
  ……诸朋友若先看《集义》，恐未易分别得，又费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这事难说。不奈何，且须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义》。《集义》多有好处，某却不编出者，这处却好商量，却好子细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须是看得《集义》，方始无疑。某旧日只恐《集义》中有未晓得义理，费尽心力，看来看去，近日方始都无疑了。
  ……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闲看了。
  ……因论《集义论语》，曰：“于学者难说。看众人所说七纵八横，如相战之类，于其中分别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难教如此。只教看《集注》，又皆平易了，兴起人不得。”［5］
  朱熹兼纳并蓄，融铸调和，已具方向，只是反复锤炼，朱熹希望给予最精准的内容，却又恐读者轻忽而过，所谓“太易了”、“兴起人不得”、“等闲看了”，繁简之间，诠释为难。笔者从“章句”与“集注”两种既同又异的形式中，分出《四书章句集注》有“文字音读”、“校正文字”、“出处典故”、“名物说解”、“字义训诂”、“说解语义”、“引据印证”、“间附己见”、“综整旨趣”、“标示章旨脉络”等十项诠释层次［6］，了解朱熹注解细节，从而发现朱熹说解经文语意，掺有义理方面的阐发，间附己见之中，又有附入章旨脉络的看法，形式上兼有注疏之体，内容融铸训诂与义理，兼摄既广，思考细腻。比对前人说解，以往执着文字本义，并未切合语意者，经由朱熹斟酌调整，文字更为通畅合宜；以往诠释冗杂拗曲之处，经由朱熹梳理简化，阅读更为方便，藉由体例分析，得见朱熹关注之深，以及诠释之密。只是以往论述所及，集中于朱熹辑录前贤语录，如何参酌“义理”，建构体系，留意注解与引据关联。然而回归《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于注解之中，突破体例之局限，以叮咛语气，提醒后世读者注意方向，细心之处，反映朱熹作为经典“读者”的心得，期许后世“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尤其屡屡可见“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学者宜尽心焉”、“学者所当深戒”、“学者宜详味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的话语，提醒读者用心，饶富情感，或者慨叹经文义理无穷，申明“其味深长，当熟玩之”、“其味深长，最宜潜玩”、“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学者其可不尽心乎”，殷殷叮嘱，深有期许，甚至部分未标示提醒，却超乎诠释分际，抒发心得所在，特殊论述方式，推究渊源，乃是朱熹承袭义理讲论模式，化为经注文字的尝试［7］。在经典与个人、个人与读者之间，朱熹扮演解人角色，于注解体例之外，展现与经典深刻“对话”内容。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丰润的注解样态，乃是突破体例限囿的结果，将注解视同文本（text），关注视角改变，转向读者思考［8］，也就可以察觉朱熹深有经典与后世读者间中介角色的自觉。相对于注解对于经典的解读，引据对于前贤意见的融摄消化，朱熹有时会从注者化身为读者，甚至成为指引后世读者的引导者，以超乎注解语气的诠释文字，间杂于注解与引据之间，抒发个人心得，并且从中安排阅读的“符码”，召唤后世有以继起的情怀，藉以透露出对“预期读者”（intended reader）的深深期待［9］。可见《四书章句集注》应有多层次的阅读，诚如朱熹所云：“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10］笔者以往梳理朱熹的注解，考查引据来源，主要留心诠释者与经典间“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系11］，从而证成四书价值。但分析注解之余，往往得见朱熹饶富情感的指引文字，提示重点，反复申明，于读者生发指示与影响［12］。只是前人研究重点，往往集中于经注符应的考察，或是理学话语的梳理，成果丰硕，固不殆言，但对于朱熹对于后人充满提醒的话语，似乎尚未有整理的成果，为求明晰，以“叮咛”话语作为探究方向，全面梳理《四书章句集注》内容，摘录分析，从类型之中，得见朱熹化解歧出的努力，响应经典结构之观察，以及回归圣人思考的结果，期许深入于“闲字”当中，还原朱熹思考，了解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