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人求
  中国哲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开创了一个别开生面意义非凡的精神世界，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汇集成蔚为大观的两大思潮。朱子又以其真知睿见和“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恢宏格局而成为“蓄水池”式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近800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早在800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而今，全球化已成为我们的生存方式，全球化视域中的朱子学又是怎样的一幅文化图景呢？
  研究中国哲学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眼光？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给予我们一个经典的回答：“中国本位，世界眼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积极参与全球学术界的对话与交锋，这是每一位中国学者都应深刻铭记和积极践行的学术准则，早已世界化的朱子学研究尤应如此。放眼全球，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每一次朱子学国际会议上来自美国、日本、港台和中国大陆的朱子学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朱子学的哲学与方法，心性与工夫，伦理、知识与死生，道学的演变，东亚朱子学，政治、实践与史学，经典与文献批评等论题，话题的丰富，方法的多元，对话的层次与学科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目前，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以朱子“道统”为例，朱子最早正式提出“道统”理论，朱子哲学中的道统问题于是成为全球朱子学关注的热点话题。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道统是哲学化的道统，这一真知卓识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唐君毅、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即所谓道统之相传。余英时先生曾引钱穆先生的说法，认为宋明儒家的道统观念首先由韩愈提出，显然来自禅宗，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刘述先先生指出，钱穆这一说法对于朱子之建立道统缺乏相应的理解。禅宗的确是单传的道统，但儒家根本不采取这样的方式，由古代圣王转移到孔孟程朱，重心已自觉地由君道转移到师道，发明本心，修德讲学，教化百姓，弘扬斯学，这才是道统的核心，它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狄百瑞先生把道统表达为“道之重新把握”（the Repossession of the Way）。这说明，宋儒认为只有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关注是不够的，必回返心性的源头，才能担承道统。由此可见，对宋儒来说，尽管内圣—外王是连续体，但实际上无法切割，互为先后，但就根源来说，必是以内圣为主，外王为辅，这里不存在余英时所谓的“哥白尼的回转”。朱子道统的建构，影响深远，但他的道统观一直受到严重的误解，必须加以澄清。朱子道统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源出《尚书·大禹谟》，清儒阎若璩考证为伪作，似乎动摇了道统的基础。刘述先借鉴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说法，分别“耶稣学”（Jesusology）的考据与“基督学”（Christology）的信仰，指出，朱子建立道统属于信仰层面，不是考证可以推翻的。有关耶稣其人的考证缺乏确定性，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人类赎罪之后复活的信仰是绝对的。同样，三皇五帝的传说缺乏确定性，“危、微、精、一”的心传对道学者而言也是绝对的。刘先生高屋建瓴，就朱子“道统”观与全球汉学界积极对话交锋，进一步深化了对朱子“道统”的认识。美国学者田浩先生则发出批评的声音，他强调：自12世纪80年代初，朱子深思熟虑，开始把道学变得狭窄。如果我们仍旧只是简单地接受或一味地肯定朱子对道学的重建的作用，会继续阻碍我们深刻认识宋代的哲学和政治。有的学者还注意到朱子之前和朱子之后的道统观。德国特里尔大学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仔细爬梳了“道统”一词的来源。近来出土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铭——《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县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就出现了“道统”一词。北宋李若水（1093—1127）的《上何右丞书》、刘才邵（1086—1158）的《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南宋李流谦（1123—1176）的《上张和公书》都早于朱子使用“道统”一词。武夷山朱子研究中心方彦寿研究员指出，书院是朱子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事林广记》，这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子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球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子“道统”问题的多元解读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道统问题的认知，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朱子学研究的对话与沟通。
  今天，朱子学研究的国际队伍也日益壮大。这股热潮不仅仅限于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在北美、欧洲等地，朱子学的研究也日益精进，各个国家的朱子学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新儒学的研究领域，这充分说明了朱子学的研究已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学术活动。来自国界地域不同的诸多朱子学研究专家倾力发掘有关朱子文本和史实中所包蕴的问题及意义，拓宽了朱子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朱子学的内涵，为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实践主要包括在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政治实践和教育实践，通过文治教化影响东亚世界的社会文化生态。在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学术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代新儒学影响深远。宋代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儒学文化圈”，这都说明了朱子学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东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视域的朱子学研究为全球朱子学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也为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只有朱子学的普及和推广真正落实为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的全球化。
  立足于当代与未来，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精神的建构？这是全球化时代每一位朱子学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厘清朱子学中的开放性元素与封闭性元素，厘清朱子学的精神实质，朱子学中哪些思想真正关切我们生命的痛痒，至今仍然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和发掘朱子“全体大用”、“理一分殊”、书院教育、身心修炼、家礼、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文化谱系的承传等的现代意义。
  什么是精神？精神一般与物质或肉体相对应，意味着“心”或“魂”，故高度的心态能力，表示存在于个别事物根底的普遍性，也用来表示对基本事物的思考模式。朱子学的精神，指朱子的学问、思想的本质、终极的意义。日本楠本正继博士认为，朱子“在动态事象的内部深处思考其静态要素，此乃宋代文化之精神，进一步而言，此点亦触及到汉民族的根本性格。”“全体大用”之思想是朱子思想的中心，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涵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楠本正继指出：“全体大用思想乃源于所谓：虽然存在于相对的时空中，同时却也要求绝对，并不断试图在人世中，实践此种绝对的人类精神之必然要求，此思想的意义全然在此。”台北“中央研究院”刘述先先生强调，当代精神儒学的复兴必须注重对朱子“理一分殊”的阐发，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朱子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多年来刘述先对此范畴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解决当前中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紧张与冲突，从而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刘先生指出，宋明理学是一种新的儒学，为回应佛、道的挑战，实现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宋明理学的共识。朱子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四个字：“理一分殊”，形象化地说，就是“月印万川”。他认为如果能对“理一分殊”作出崭新的解释，对于世界伦理的建构应可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今天提倡理一分殊，在内涵上不同于朱子，但在精神上却是自觉地继承朱子，并作出进一步的发挥。与西方的历史对较，中国基本没有宗教战争，这充分显示儒家的开放性格，足以为今日世界借鉴之用。由西方的科技、工业化革命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剧变所触及的危机，传统的道德伦理到了今天已无法维持下去，重建道德伦理成为当务之急。朱子为回应佛学的挑战，重点强调的是分殊，而我们今天恰恰要倒过来，强调的是“理一”，在各自保持各民族各种文化的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求同”。所以他提出要在“理一分殊”规约的指引下，重建道德伦理，这个方向，就是“存异求同”。
  “全体大用”和“理一分殊”的精神还必须在实践上予以落实，这也是“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子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有了“全体大用”和“理一分殊”的精神指引，朱子学在应接万事万物之中游刃有余。这一切充分体现在朱子书院教化、身心修炼、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理论与实践之中，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照亮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与生活世界。
  书院教育的推广。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它“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以德性为主的教化是书院教育的独特性。朱子是南宋书院教育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据方彦寿统计，南宋书院运动中，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有40所，其中创建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在20所书院讲学，为7所书院撰记、题诗，为6所书院题词、题额。另外，他年轻时读书以及成名后讲学等经行过化之地，后人建有27所书院，以为纪念。以上合计有67所，相关书院数量之多，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体现了朱子书院教化的理念。《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由朱子制订。1180年（淳熙七年），白鹿洞书院重建落成，身为南康军长官，朱子高兴地率领同僚和书院师生举行开学典礼，升堂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作为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四）《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它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子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践履。他接着说：“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笃行、修身、处事、接物，无不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学、问、思、辨，而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事务上，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影响久远。1194年（绍熙五年），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传于湖湘。《揭示》最终超越了个体书院的精神生长，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规玉律”。1241年（淳祐元年），宋理宗皇帝视察太学，手书《白鹿洞书院学规》赐示诸生。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之推广，它又东传朝鲜、日本，不仅当年奉为学规，至今仍影响深远。
  身心的修炼。注重德性的养成，重视生命的教育，重视心灵的塑造，是朱子书院教化的首要理念，也是朱子理学的一贯主张。注重身心的修炼是朱子书院教化的精髓，它对当代大学教育启迪良多。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俗学，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家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1166年（乾道二年），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了以“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道学教育理想，以匡正科举追名逐利之失，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后来，陈傅良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把它归结为“治心修身之要”，并予以重申。朱子作《衡州石鼓书院记》时，也给予肯定，并作了一些补充，其称：“若诸生之所以学”者，“则昔者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岳麓者语之详矣”。并把“治心修身”的方法补充为“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就这样，朱子将科举功名置换成了天理人欲、治心修身、未发、将发等等道学话语，希望将危害士人的利禄之心，融化消解于道学教化之中。朱子甚至主张“人且逐日把身心来体察一遍”（《朱子语类》卷九八）以发现和回归自己纯然至善的人性。1740年（乾隆五年），郑之侨作《鹅湖学规说》，再次重申了朱子“治心修身”的书院教化理念。鹅湖书院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学规，郑之侨引用朱子的注解来进一步阐释：“朱子云：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此也。……之侨谨按：古人读书必以立品为要，而立品之道莫大于修身。欲修身，又必涵养德性，栽培人心。”（郑之侨：《鹅湖讲学会编》卷一）在这里，朱子期望通过书院教化来修身养性，从而提升心灵的品质。这种“身心的修炼”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修炼”，即把道学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当代大学教育应积极从中吸取养分，把自己从纯粹知识的训练转化到对整体生命的关怀上来，尤其是对心灵和德性的养成教育上来。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输和培养，相比较而言，德性的充实、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则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朱子家礼的实践。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联结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朱子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根据朱子编修《家礼》的成功经验，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先生尝试对朱子《家礼》“婚礼”作现代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求证：一，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2009年12月5日，朱杰人的儿子朱祁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婚礼办得精彩纷呈，美轮美奂，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这场婚礼的成功说明，时至今日，朱子婚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复活是完全可能和可以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先生指出，朱杰人还原了朱子婚礼仪式并使之现代化，这些努力只是复兴和普及儒家家礼的第一步；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某一天，这些礼仪会作为传统的精华而重获施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和福建的民间婚礼基本遵从《朱子家礼》，郑志明先生还在台湾推广朱子丧礼，韩国和中国大陆对朱子祭礼都十分重视，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纪念日），韩国和中国大陆都会举行隆重的朱子祭礼仪式。与此关联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勃兴壮大，家谱文化、祠堂文化、宗亲论坛等日益兴盛，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文化实践活动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它也有力证明了朱子家礼茂盛的生命力。
  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社仓制度，系南宋朱子首创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子好友魏元履在建阳县创立社仓，魏元履的初衷主要在于安定灾年地方秩序，防止灾民暴乱。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情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建宁府祟安县五夫社仓记》，《朱文公文集》卷七七）社仓由官府拨给常平米为贩本，春散秋偿，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歉收息减半，大荒年免除，当息米收到相当于本米之后，仅收耗米三升，此后即以息米作贷本，原米纳还官府，“依前敛散，更不收息”。至淳熙八年（1181年），朱子创建的五夫社仓已积有社仓米3100石，并自建仓库贮藏。这一年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年）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劝立社仓榜》，《朱文公文集》卷九九）。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视民如子、天下一家的淑世情怀。正是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一体建构，朱子理学的精神关切也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世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思想文化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积极参与人类精神的重构，朱子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活水源头。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每一个民族文化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对话、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获得全球文化的主导权。文化自觉源于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尤其是对时代问题、对当下现实的深切思考。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畅想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我们满怀信心、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朱子学会创办了《朱子学年鉴》，直面全球化朱子学研究，积极发掘朱子学和儒学的智慧，广泛介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相关信息，努力为广大朱子学及中国哲学研究者展示最为全面的全球朱子学研究图景，努力把《朱子学年鉴》办成全球朱子学研究者热爱的学术家园，成为全球朱子学学者与广大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相互联系的纽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通过全球朱子学者不断地“商量”和“培养”，未来朱子学研究必将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