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继中国古代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尤溪，他是一位新儒学著名的代表人物，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其理学思想为后人所推崇，并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清代学者全祖望赞道：“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研究范围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在他博大精深的朱子学里，包涵着爱国勤政、仁义之道、中庸和谐、讲仁爱、重民本、从道不从君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也一以贯之在他从政的仕途和传道历程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据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历事四朝（高、孝、光、宁），22岁中进士第，被授予“左迪功郎”官阶，福建同安县主簿，至70岁以“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致仕，在位时间长达48年，但其间屡次辞官13次，任官六次，实际任职仅7年，除虚职不受等原因外，还与他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爱国理政、操守道德
  爱国主义历来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儒家思想意识，儒家经典《左传》记云；“临患不忘国，忠也”，《礼记·儒行》记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撕毁宋金和约，率军百万南下大举入侵南宋，时任祠官的朱熹在强烈屈辱求和气氛笼罩朝廷的情况下入垂拱殿奏事，连上三札：一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的复仇之义，意在反对议和。他根据儒家“三纲五常”思想，指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当今所当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把爱国复仇提升到天理的高度；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意在反对宋孝宗赵眘宠信佞臣，要“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朱熹面奏三札，实质是用儒家纲常名教和德治思想去整顿社会，巩固统治秩序。
  二、民为邦本、勤政爱民
  朱熹是“民本思想”实践的典范，重民思想是儒家优良的传统思想，面对南宋危机他心急如焚，“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所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他清醒地看到：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的主要是因为贫困引发的农民武装反抗，主张“恤民隐”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安邦兴国”的根本，也是儒家一贯坚持的“民为邦本”的思想体现。
  1153年，朱熹在同安初任主薄时，一面爱民以仁，一面治吏以法，县署中挂起“视民如伤”的大匾，以此为座右铭，告诫自己要时刻关爱百姓。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以防富豪隐田漏税，减轻贫民不合理的赋税负担，解决了“贫者无业有税、富者有业无税”的不平等问题。
  三、清正廉洁、严戢吏奸
  儒家理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廉为政本”是儒家廉政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的观念中，“廉”应从君主“正心”开始，而“正心”实际上就是“清心”或“静心”。按照儒家的解释，“惟其心无欲而静”，故清心必须“无欲”，即必须清除各种私欲或私心杂念，以达到“无作好、无作恶”，“不起意则此心光明”的境界。
  朱熹在从政及生活中身体力行，在同安任职时，题诗一首与官吏们共勉：“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要求属吏像度具量具那样公正无私，不可有贪婪之心而损害公众利益，这种清廉的为官之道，也是他所终身奉行的准则。
  对于官吏，他主张“损其疾”，就是要减少官场沉疴痼疾、去除积弊，抑制官吏巧取豪夺。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私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淳熙八年十二月，朱熹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从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直秘阁、薄提刑、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州、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当时著名词人辛弃疾在就任福建提刑官时，曾向朱熹请教为政之道，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从他的为官之德，我们看到他每到一处、每任一职“举一事必稽于众，施一政必顺于民”，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敬重，但也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朱熹的从政经历合乎儒家仁政传统理念，他的从政思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今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政治智慧，对当今从政者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爱国理政、操守道德，强调为官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人民利益至上。儒家经典《左传》记云“临患不忘国，忠也”，《礼记·儒行》记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要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富贵之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操守道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其次恤民爱民、关心民生，甘当公仆。朱熹理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仁义之道，体现在他为官时关注百姓疾苦——“爱民虑远”，这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一脉相承的，领导班干部要带着感情、带着关爱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体察百姓疾苦，多办顺民意、解民忧之事，时刻铭记：“民生为官之本，民意乃政之道”。
  三是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这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权为民所用也是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朱熹的善恶观认为：“心正，政才得正”，心术不正，滥用权利必然腐败；同时，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克制声色、货利的诱惑，这种积极的社会教化态度，对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作风建设，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