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与教育家孜孜以求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代中国早已衍生了许多研究道德教育的学术流派，儒家最具影响力。儒家德育思维早在上古文明时期已初见端倪，逐渐丰富。如早期的天命观、民本观以及西周时期的《周易》《洪范》中所透露的德育观念，“孔子创立私学，秦设立‘三老掌教化’，汉朝施行察举制度，道德教育均内涉其中。”[1]加上孔子整理与传授的《六经》等著作，都为后来儒家的道德教化、人才培育及德育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朱子吸收了传统儒家教育学说的核心思想，在长期求学讲学、著书立说等实践中将理学与教育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集大成为一套较为完整的德育思维体系。“朱子的理学思想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指导原则，从而朱子的教育思想则是他的理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和落实”。[2]
  朱子重“理”，“天理说”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朱子主张世人应遵循天理，即事物运行的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道德准则，敬守天理、笃行善举。作为人类改造工程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更应当循理而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以道德教化作为教与学的首要目的，对当今道德教育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朱子是传统儒学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教育理论。”[3]
  一、朱子主要德育思想
  朱子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道德教化与德性的养成，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并非是为了功名利禄或是单纯地掌握礼、乐、射、御等技能。自古以来贤者育人以德为先，认为教育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德与艺不能等量齐观，高超技艺之人未必有德，而有德者必先立志，将更努力于艺。现代教育更是要以德育为首要，穷天理而明人伦，持之以恒，自觉觉他，以一推十及百，达成“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一）以德育为先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指出：“人出生时心灵像白纸或白板一样，只有通过经验的途径，心灵才有了观念。”该学说否定了遗传的作用，肯定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欧洲两大主流哲学思想之一。然而早洛克五百多年的中国，朱子已经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人性”与“教育”等研究的论据之一。他认为人性本善，天理安放在人的“形”与“气”中，称为“天命之性”。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人有了不同程度的感性需求，形成不同的“气质之性”，有的甚至让欲望蒙蔽了心性。在‘复’其性耳”的修养过程中，只有教育能给人们提供为学与研究道理的强大助力与可靠环境；只有德育才能使人们理解“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循理守约，持守本心，“正心修身”归其本善。“才明理后，气质自然变化”，[5]因贪念带来的烦恼病痛都自然不见。
  朱子一生研究教育之法，有关教育的典籍文章斗量车计，终究确定了“将德育放在首位，为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培养出知羞恶、明人伦、格物穷理、致知力行的人才，即‘君子’‘圣人’”的德育思路。“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6]将道德教化放在教育的首位对个体明理修身、变化气质尤为关键，是世人慎独内省、处恭事敬的价值观念及德才兼备“作圣之君”目标养成的重要途径。
  （二）德育应循序渐进、贯穿终身
  “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从一而终、一以贯之的过程，德育也不例外。孔子曾将品德形成的过程描述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朱子则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将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8]对各阶段的德育目标、内容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划。
  如对童蒙阶段，朱子幼承庭训得家学之传，小时受《孝经》等经典启蒙：“不若是，非人也”，以“圣人才德”为志，致知力行。因此他十分赞同程颐“养正于蒙，学之至善”的主张，认为童蒙教育是“作圣之基”，是人“三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时刻，应从简单的“扫洒应对”“仪容举止”做起，“用良好、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教育婴幼儿，使他们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从此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9]自然养成良好习惯与道德价值观念，受益终身。
  小学至大学时期，朱子则认为“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小学的教育任务就是引导学生依规矩做事，养成事父兄等孝悌、仁义的态度与行为，而大学则是教导他们穷究“事亲事长”之“理”，明白存天理、复道心、讲品德的重要性。若是打破循序渐进的原则或是虎头蛇尾、瞻前顾后开展道德教育，虽勉强进至大学，犹无基之室，“成亦难矣”。
  （三）明人伦，发挥道德自觉性而“作新民”
  朱子认为“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10]惟人伦最是要紧。朱子将仁义礼智信的“人伦纲常”提升到“天理”的高度，等同于宇宙天地化生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定律，突显出道德节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砥柱作用。“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11]“‘古之圣王’设学校，教天下人的根本目的在于‘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12]
  “天下无伦外之人，故自无伦外之学。”[13]朱子宣扬“明人伦”的德育主张，以期培养出拥有理想道德人格的人才。如他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列“五教之目”，揭“明学之本指”；并亲书“忠、孝、廉、节”训词，镶嵌于讲堂大厅两壁，成为岳麓书院师生遵循的学规校训，使得书院规制从此明朗，风气为之一新；在《大学》开篇即点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4]明德，光明之德，以教导彰明天道人伦的美德为本，“察实物之理”，格物而致知，从而唤醒世人的“本心”，发挥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将言行止于“仁、敬、慈、孝、信”的至善之所，控制不符合道德理性与仪则的欲念，自觉地存理灭欲，持守“明德亲民，伦常当位”这一人文儒教基本价值取向。然后精心一道，将德行发扬光大，自觉觉他而作“新民”，使得个体道德性向集体道德自觉意识的转化，从而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符合儒者学以入世，“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精神追求。故朱子常言“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15]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德行养成更需要贯穿漫长的一生。朱子认为德育除依靠学校、培训机构或国学兴趣班等专门的机构外，更应当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日用之间见得天理流行”[16]，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立体的德育环境，让他们潜移默化地通晓客观的自然生存规律与道德规则，崇德明善。然而在这个快速发展、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幅度提升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名利诱惑带来的浮躁心理等现象带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们过多地关注资本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利益，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教育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观念也随之出现了偏差，德育缺失、教育失衡。
  二、教育的问题
  （一）师者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孟禄（1869—1947）在其所著的《教育史教科书》中，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原始史实，判定教育应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在教育学里被称为“心理起源说”。该观点由于忽略了教育的目的性与社会属性被部分学者批驳。抛开其缺陷不说，就“原始教育起源于模仿”有其合理性，符合关于家庭教育与师长素质等课题的研究。其实早在先秦的西周时期，儒学创立者孔子就已经点出君王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7]引申至今，该诫语对家长、教师及其他管理者同样适用。人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人的精神世界如果出现问题，将无法得到孩子的信服，教养只能是事倍功半。试问，一个随地吐痰、不注意公共场所礼节的师者；一个内心狭隘、睚眦必报、脏话连篇的师者；一个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权益的师者；还有一个抛弃妻子、虐待父母的师者，怎么以德服人，又如何能够培育出下一代忠孝仁义、崇德向善的理想型人格？
  （二）师者溺爱与畏怯心理，德育无法有效开展
  有的家长舍不得管，有的教师不敢管，有的师长则是胡教乱管，是现代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又一大问题。有些家长采用单纯说教的形式带来极大地教育隐患，一是言传未与身教结合，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二是教育方式单一，容易造成学生逆反敷衍心理，无法让子女真正意识到错误与不良的行为习惯。这其实是溺爱的一种表现。
  溺爱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子女的低标准、对老师严要求。有些家长偏听偏信子女，对学校与教师的素养与教育方式缺乏了解与信任，出现问题则一味归结于外界因素，无法客观、辩证的评价与教育子女，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无法有效开展衔接配合，也容易导致教师失望畏怯心理的产生。这些不健康的心态都将造成德育无法有效展开，教育的影响力度被人为严重降低等后果。现在大部分的青少年动辄搬出《未成年人保护法》，随口便是“你侵犯了我的某某权益”，为自己的不良态度与行为开脱。道德教育缺失、教育失衡，使得正处在心智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曲解了教育法规颁行的本身用意，还因此变得无知无畏、“无所畏惧”。难道不正是教育之伤？
  （三）对应试教育理解偏差，求分重于求德
  在我国，教育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几个阶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的普及度不断提升，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无论是哪个教育阶段，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具有相对公平公正的特点。然而在教育发展及教学开展的过程中，考试这一方式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实质性问题。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是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从此一劳永逸，部分家长与孩子通过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学习多种技能，或求取高分。有些学生完成不了规定的或是兴趣班、辅导班的额外作业任务，考试无法取得理想成绩，比赛没有发挥上佳的水平、获得靠前的排名等成为部分家庭、学校的头等大事，有的家长甚至诉诸打骂等暴力形式逼迫孩子学习。教育效果可想而知，有的甚至直接刺激孩子不良心态与心理疾病的产生，导致不少悲剧上演。朱子认为“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而今仍有不少师长、学子报着“沽名钓誉”的心态求学，进德修业被他们视为笑话，嗤之以鼻。偏重“为人”之学，习得再多技艺也只是“考试机器”或是“高分低能”的失德之人。求分重于求德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的最终目的，偏离教育的根本方向，也整衰了人才，凋敝了风俗。
  值得一提的是，“求分重于求德”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于教育制度的本身，在于个体自身缺乏对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教育目的的误解；没有深刻意识到道德教化是塑造坚毅品格与敏锐洞察力、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教育，是求学进业、为人处世的必修功夫。
  三、关于德育的几点想法
  教育存在的些许问题，都是德育不足与无法落到实处的集中表现。如何提高德育效果，怎样才能将传统优秀文化中，特别是儒家先哲们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以义制利”等独立人格精神及道德理念贯穿于各阶段的教育中并取得实效？让我们的青年儿童在一个“和德善中”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环境中成长、生活；让我们的公民养成道德自觉性、文明自发性，真正地立起文化的自信心与民族的自豪感。
  （一）端正本心、以身作则，良好家教助力
  朱子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身有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18]其身不正，实为其心不端。孟子说人有四端之心，失去羞恶、恻隐、辞让、是非之心，心眼不开，则无法检视自身，容易对失德意识与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教育观念势必出现偏差，德育更是无从谈起。故《礼记·大学》说得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既说明了端正本心与修身立德缺一不可的关联，也点出个体修身与齐家治国的辩证逻辑关系。
  其次，良好的家教家风是道德教育充分实施的一大助力。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在同儿童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教育。你们在生活的每时每记得，甚至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教育儿童；你们怎样穿戴、你们怎样对待朋友和敌人，怎样哭，怎样笑……这一切都对儿童有重要意义。”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以牢靠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与子女，以身作则，通过“嘉言”“善行”感染和熏陶儿童，教育子女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及做人做事的礼节。良好的家教才能形成长期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优秀的家风，润物无声地影响孩子的心灵。肩负儒道南传的理学家杨时一直坚持的是以身作则的家教家风，在《此日不再得示同学》的家训中说道：“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绩学子，共惜此日光。……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朱子除了殷殷关切学校教育之外，同样十分重视言传身教的家庭德育方式，以“甘守清贫、力行克己、严于修身、勤奋治学、精忠爱国、视民如伤”等品格风范感染、教导子女与学生，以一种无言的生命教育，桃李成蹊、流芳千载。
  （二）以朱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课程体系，教学与德育相结合，创新教育模式。
  儒者擅长将道德理念渗透进具体教学论道过程中，如编写《六经》《童蒙须知》《小学》《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教育著作，所以才有“孔子周游列国、众生随行照顾”“游杨程门立雪、诚心敬候老师”“朱子逝世出葬，门人扶棺送行”等故事流传，世人称颂。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传统文化学习与道德教育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融入生产生活。以史为鉴，遵照法规、紧跟时代，针对德育课程设置相对较少，德育方式单一、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除了提升教师队伍道德教育技能与素养之外，创新教育模式十分必要。如将朱子理学课程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加强特色学科建设，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传统道德教育的熏陶。此外，还可以在校园中定期举办诸如“校园十大道德先锋”“校园之星”等活动，民主推选出品学兼优、兼具特长与德行的优秀学生，让学生以此为荣，在整个学校中树立一种良好的思想导向和思想道德教育氛围，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同时，“优化了教师结构和能力，强化了德育的地位，在整个学校形成一种优秀的德育课程学习氛围”。[19]
  （二）以法之威生敬畏，引导和防禁结合
  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准则与规范，它的出台与颁行是国家权威的代表。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以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20]治理国家的纲领，无非礼制与刑罚，以礼修身、以刑约束，慎用刑罚不是完全不用。荀子此言既体现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同样也说明儒者以明德为要旨，恰当刑罚为必要手段理民治世的想法，集中反映其在德育理念传播与实践上“隆礼重法”的思想倾向。朱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引导和防禁（法度）相结合。“苟知理之所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工具，岂待他人没之而后有所持循哉？”（《白鹿洞书院教条》）光靠“良心的谴责”或是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规范，很难起到切实有效的约制作用，需要以法规法治的威信力和强有效的执行力加以保障。
  法律的权威性之一在于惩罚。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科曾说过：“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惩罚不是虐待，肆意打骂子女学生同样是没有道德、触犯法律、违背天理规约的行为。法律主张“执法有度、量刑有据”，在教育中适当的惩罚也是必要的，与其等待孩子将来被社会狠狠敲打得头破血流，不如从小运用“法度惩罚的威信”教孩子有所敬畏，敬畏生命、敬畏规则。须知，没有适当惩罚的德育是一种虚弱的教育、脆弱的教育，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教育；而没有惩罚机制的道德建设，无法真正的保护人民的权力及世间万物的有序和谐生长。
  比如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除了设立如“虞官”“少府”之类“环保部门”之外，还制定出具体地法规对破坏环境与不合社会规范的失德行为施以较为严厉的刑罚。如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规定“有不如令者，死无赦”。齐国《管子·地数》记载：“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韩非子·内储说》则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唐、宋两代，若是抓捕到随便烧荒者即“笞五十”；“伐毁树木”以偷盗罪论处。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对违反“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规约，犯下“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时不恪”“用度不节”等“不修之过”，且“屡教不改”的乡民，处以“听其出约”的惩处。当今法治社会，自然不可能像“人治”时期采取“断手残足”等残酷的法律刑罚，也不符合儒家“明德慎刑”的主张，除必要的引导教化外，对日常行为习惯适当地加以明文法规约束，并施以恰当的惩罚，自然能让人心生敬畏，从而规范自身，这对于推行德育落到实处、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及端正“三观”无疑大有助力的。“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此即引导与防禁相结合，可见“以德入制”的必要。
  （三）道德教育与美厚风俗同相施予，化民成俗
  教化梓里、育人成才是儒者的教育依归，受到后世的推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1]修业进德是化民成俗的唯一途径。“朱子特别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批能担当弘扬儒道理学、重整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德才、文武、智能兼备，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人才。他认为，只有从个人内圣开始，树立典型，才能实现天下大治。”[22]自家己身为学立德，推己度物，由一里推广到县、府、社会，最终实现“内圣外王”、化民成俗的根本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教育施行与社会环境塑造缺一不可。因此朱子每到一地都将美厚风俗、教化乡里、兴学育人作为必须施为的举措之一，足见其教育改革思路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如他赴任同安时，了解到苏颂为相道学深厚、高风亮节，特建苏颂祠堂，还修建孔庙大成殿；他聘请三位进士到县学任教，并亲授《论语》等圣贤修己治人学问。朱子知南康军时候，建立了先贤濂溪祠、陶靖节、刘西涧父子、五贤堂，颁行《白鹿洞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不论是缅怀先贤的庙祠，或是重整县学的举措，一方面使得先贤的礼义风范得以传诵，另一方面端正了士风、学风，教化了民风、世风。
  教育不仅要传播文化，更要传播文明，德育的作用不可或缺。“它是运用一定的道德学说，武装相应的教育对象，使之按照一定的道德要求去提高道德认识、遵守道德规范、增强道德素质、丰富道德精神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将朱子的德育思想批评性的继承和运用到当代道德教育中，是对教育的一次返本求新的尝试，是中国教育观念日渐成熟与创新发展的表现；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一个民族思想精华的沉淀与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