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学鼻祖杨时自从笃志问学，膜拜程颢、程颐，经常以书信的方式向老师求教。特别是他与游酢一道前往洛阳求见程颐，留下“程门立雪”这一流芳千古的尊师重教典范。
  罗从彦师从杨时二十余载。经常登门求教杨时，深得老师的信任和认可，从而“独得不传之秘”。得闻龟山杨公得河洛渊源，慨然想慕，及为萧山令，公不惮千里，徒步北面焉，拜师之诚，可钦可赞。无怪乎杨时赞曰：“及门千人，无可语道，唯仲素一人而已”。
  李侗24岁师从罗从彦，从此紧随其师脚步。此后，李侗不仅在学术上完全接受了罗从彦的思想，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极力效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也不想当官。罗从彦严毅清苦，性情泊如；李侗也淡泊明志，穷经论道，默坐澄心，其一生述而不作，颓然若“田夫野老”。其莫大的功绩是培养出朱熹这位集理学之大成的贤哲。
  朱熹拜李侗为师时，李侗已年过六旬。李侗与朱熹的教与学，大多通过书信往来，进行教与学的互动，但也有六次重大的历史性的会面传为千古佳话。公元1153年，朱熹慕名到延平拜见李侗，这次虽非师生关系的会面，但对朱熹“逃禅归儒”影响是巨大的。这次会面，李侗用平和的语气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委婉引导朱熹，并劝说他要熟读孔孟圣贤书，加以深思。朱熹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从政经历，终于领悟到“二程理学”才是安邦治国的学问，从而放弃了禅学，专心儒学研究。公元1157年5月，朱熹给李侗寄去第一封研读心得的“同学书”。同年10月，朱熹在同安县任职届满返乡时，专程拜访李侗，接受了“二程”理学观点。此后，朱熹在完成“逃禅归儒”后的1158年、1160年、1162年多次与李侗会面，当面恳请赐教。并向李侗老师提出18个问题。除此之外，朱熹还用书信方式提问，李侗先后回信几十封。总之杨、罗、李、朱之间，先生以传道授业、释疑解惑为己任，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弟子，这种尊师重教的形式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朱子为把李侗的学问传承下去，他亲自编写了《延平答问》就是范例。
  尊师是延平四贤的共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杨时得知老师程颢病逝，在千里之外的徐州设祭坛，召集学生吊唁，并深情写了《哀辞》。罗从彦对杨时先师尊重之情不亚于杨时对程颢老师的尊重。当得知杨时被诬陷贬官，回到家乡将乐县含云寺重拾教鞭时，罗从彦执弟子之礼前往就学，其志可嘉。后又闻伊川先生因被诋毁郁愤而死，连他的门人都不敢去吊丧；罗从彦却于公元1118年赴京城时，特意转道洛阳专程谒扫先生墓，尽弟子之道，可钦可敬！
  先贤李侗得知老师罗从彦病逝于广东博罗县主簿任上，其子敦叙早殁、丧不得归。惠州通判族人派人特护以归，至汀州遇草寇，灵柩寄放开元寺。过数年，才由李侗亲自将其归葬，并撰写了《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李侗对老师罗从彦的师生情可谓惊天动地。
  圣贤朱熹也是如此，得知老师李侗去世噩耗后，赶赴延平，扶柩会葬老师，并写了《李先生行状》长篇悼文。
  延平四贤在从教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品格教育，这方面的范例也不少。
  说到品格，不能不提一事。当罗从彦去拜访杨时老师，杨时并不清高自大，而是十分谦虚地说：“伊川说甚善”。于是罗从彦第二年便卖田产赴洛阳拜师伊川。而伊川告知：杨时学问与我一样，你应该就近去拜访杨时老师。于是罗从彦返回福建后重新拜杨时为师。杨时仍然毫无怪意，依然收罗从彦为徒，精心教诲，这是何等境界和胸怀啊！充分显示出罗从彦的高尚品格。
  由此可见，品格教育何等重要。无论你现在是做老师还是当学生，都必须向延平四贤学习。如果一个人只有良好的文化基础，而缺乏品格修养，你将难取真经，难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