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的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都《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