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