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相对于从政著述而言，朱熹的教育成就更为卓越。相对于理学而言，朱熹的教育思想更为人们所认同。朱子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起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朱子一生除了为官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长期致力教育达半个世纪。就是为官所至也是不停教学。他著作等身，后人统计有2000多万字和800多万字两说。其重要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周易本义》《童蒙须知》《易学启蒙》《小学》等大抵因为讲学需要而编撰。《朱文公集》大量的通信都与论道讲学有关。《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讲述的是朱子数十年与学生教学对话实录。这对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教育史来说，朱子兴学讲学就占了六分之一的时间。从学朱子门下的学子，据陈荣建先生考订就有488人。至于元代以后，朝廷钦定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开科取士的典籍后，天下无不读“朱书”。他的学生弟子更是蔚为大观。朱子讲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受众之大，后人难以比肩。朱子教育思想涉及现代教育学诸多方面。何谓教育、教育目的、教育使命与功能、教育内涵诸方面；教育的不同层次、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课程教材、教育方法与原则等。当然，他的教育思想并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也反映在他与门人弟子和讲友提问作答、书信往来中。研究中国教育历史，朱子是绕不开的话题。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武夷山景区，有座人文胜景——武夷书院（历史上也称“武夷精舍”“紫阳书院”等）。它就是朱熹亲自擘划、营建、主办的私人讲学的学校。按照朱子所写的《精舍杂咏十二首》所叙，书院处“溪山最胜处”的五曲隐屏峰下，拥有智仁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茶灶等十处建筑。书院虽然由朱子称之为“精舍”，其实是他率弟子自力更生所为。书院落成后，袁枢、韩元吉等儒学大家纷纷前来祝贺。韩元吉写道：“淳熙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朱子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八年间就在这里办学。朱子一生讲学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寒泉精舍和云谷草堂，一是武夷书院，一是沧州精舍。三个时期大致都是八年。其中集中讲学最长、学术氛围最浓、活动最活跃应是在武夷书院时期。这八年是朱子思想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的黄金时期，最能体现朱子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易学启蒙》《考经刊误》《诗集传》《小学》和《大学章句》《中庸或问》《周易本义》等著作。特别是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了《四书集注》，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四书”时代，标志着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成熟。朱子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以及过往讲学实践的经验，贯彻到武夷书院教育活动中去，在“讲明义理以求其身”的道德至上的旗帜下，要求学子们立志、主敬、涵养、审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朱子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弟子杨楫记，“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朱子要求学生对圣贤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涵养玩索，著实行履”。同时朱子还与诸大儒展开论辩，“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与浙江永康学派的陈亮展开了长达十余年关于“义利王霸”的论辩。这是朱熹与张栻“长沙论学”和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后，中国思想史上又一著名的学术辩义活动。书院客观上成为“传道”的重要载体，成为理学传播的摇篮。因此武夷山被称之为“道南理窟”。朱子十分注重调动学生主体积极性，经常让学子门人间互相讨论切磋。蔡元定、黄榦等学者均有代师授课的记载。《朱子语类》中反映学员们互教互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自由讲解、学术交流的气氛甚为活跃。朱子的教育观十分全面，他还注重启蒙教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学。”他亲自编写教材，于淳熙十四年（1187）编成《小学》六卷，封面题“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使得书院之外又有了类似当今的附属小学。同时，朱子还与外地学员通信往来，《朱文公文集》此类书信很多，内容涉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宛如当今的函授教育。朱子不仅推崇道德至上、人伦价值，还注重挖掘生命底蕴，追求天地人三才和谐。讲学期间，带领学子游弋于武夷的碧水丹山，感受大自然中蕴含的哲理，把“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思想与游山玩水巧妙结合。至今九曲溪沿岸诸峰还留下他和挚友们的手迹石刻。武夷书院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培养的学生今日有姓名可考的就有103人。他们皆背负修齐治平重任行走天下。清乾隆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历文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特别是康熙帝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于武夷书院。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热遗产名录，认为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基地。武夷学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内容而千古流芳。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绝大多数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教育更多的是对“文革”前的恢复和扩大，这个领域解放思想，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如何结合中国国情，符合教育规律和趋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研究梳理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朱熹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实践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二
  朱熹生活在宋朝，恰是“重文治”“轻武功”的时代，统治阶级由“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兴文教，抑武事”，北宋进入教育的繁盛时期。但是由于北方金族入侵中原，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被攻陷，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以赵构为首的宋朝王室于1127年在临安建立起南宋王朝。山河破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各种矛盾极为激烈和复杂。西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已产生，于是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力的局面。由于朝廷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而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又不适用于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儒家学说走向式微，以致于自命孟子之后的韩愈大声疾呼，“道断”。北宋五子和朱熹们全力应对道德日下、外来文化和理论传承的挑战，力图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而作为宋朝的教育重要形式的官办学校，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道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洲学和县学。各级官学入学条件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主要是服务官僚阶层的子弟，其终极目标就是为科举考试服务。这样培养的人才离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培养出来的士人、儒者、官员、军人浸淫着升官发财、贪图享乐的思想，真的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以致金军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大宋王朝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是“安不下一张行军床”。朱熹和大批知识分子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己任，模仿孔孟行为，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救国复兴的积极建议。然而道不行，他们转而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国家铸造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人才。朱熹大力鼎故革新，采用新的理念、新的学校、新的教材、新的方法，不遗余力地培养天下英才。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关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宗旨，阐释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一句话，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集体人格完善。《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纲领”。朱熹注释“亲民”解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会精英们在自己拥有高尚德行后，还要引导全社会明德善行，不断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大新的社会有用人才。朱子规划了圣贤君子培养的“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这个发展链条中，“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的全部价值所在。其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上进行说明。“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这样，他就在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依据。由此推出“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后者则是人的特殊本质，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但“性可复”，性发而情，“心统性情”，“只是这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为善，可为不善”，只要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变化气质，就能人心变道心，止于至善，成为圣贤君子，成就天下大业。
  （二）新学校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
  （三）新教材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的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都《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
  （四）新方法
  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说，“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共性个性统一。朱熹总结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在有教无类，同等教育前提下因材施教，因人培养。朱熹的门徒众多，年龄不同，知识底子不同，禀赋、兴趣也有差异。他根据各人“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
  2、教育学习相长。朱熹根据《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能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又引用孔子和子贡问答，要求师生在教学中都能日新其德、共同进步，而且指出，教是仁，学是智，对己对人都是高尚的。基于此，“学不厌”“教不倦”。基于此，朱熹对学生采取诱导为多，而不仅仅是授受。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思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基于此，朱熹要求学生多多向教师提问。《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疑，“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智，知之真则信”。他们经常在夜间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仿佛像“夜大学”。
  3、致知笃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学习的实践性，并要求理论联系自己。他所说的“知行相须”如此，“博文约礼”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行相须，有如眼睛和脚的关系。当然学贵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方面的用语，朱熹多有强调，如力行，践行，躬行，践履等，朱熹把读书与其功夫论结合，要求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白”。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践行，也包含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进业”“成就德业”“措诸事业”“因于世用”“经天伟地”的实学。
  4、课里课外结合。朱熹注重课堂常规教学，既有师道尊严的一面，又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喜欢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画图讲解书本知识。著名的解《易》图就是，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朱熹还把课堂延伸到室外，举行讨论，辨论和会讲，同时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放怀吟唱。“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千古绝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书院办学期间写就的。
  三
  朱熹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它对于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更应反求自身，总结和学习传统的教育经验，结合实际加以创造性弘扬。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并把它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像马加爵宿舍杀人案、刘海洋伤熊案、药家鑫杀人案、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为了喝口水竟然毒死舍友，为了争第一名、第二名竟然捅死前者。这些案件虽然是极端案例，但却足以反映我们的德育缺失。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学子求学国外，且呈低龄化的趋势，仅美国就有37.7万中国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本身不能不说是对我们教育的不认可或不理解。最近微信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位在苏州私立学校教了八年书的德国外教，带着挫败感离职回国。他说学校的教育“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人性教育、逻辑教育却是空白。”他非常悲观地认为“我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家庭是德育缺失的导向因素，社会是德育缺失的动力因素，而学校是德育缺失的直接因素。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德为先。朱熹反复说，国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为学之本。学校的德育工作应从“三全”上下力气：一是全员。所有从事教育的教职员工，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天职，都是德育工作的主体，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把德育工作当作是政工部门和政治老师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尽为人师表之责，那样只能使学校行政化愈发严重。德育工作愈发“隔靴搔痒”，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贯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从学生的行为举止到各门知识的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三是全力。学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门要建立简易有效的德育评价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将学生和教职员工德育情况及时反映，高考的内容和录用要体现和突出德育，改变“选分不选德”的状况，全力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子修养论，也是认识论与方法论。钱穆先生指出，“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最为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格物一词，见于《大学》。而“格物致知”的理论是朱子对儒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朱子认为古本《大学》颇有错简，遂重新修改，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发现传之第五章已亡失，于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朱子的“格物致知”就其目标而言，即物穷理，体悟天性，依循天理，知不善之不当为而不为；就其对象而言，指“凡天下之物”都应格；就其方法而言“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必须“用力之久”。就其预期成效方面，使“知物之表里精髓无不到”达成“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标。朱子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通过实践求理，获得真知，不断格物，不断进步，从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如果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成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主席所表述的认识总规律十分相似，“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朱子对“格物致知”理论身体力行，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飞禽走兽，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理判断。他发现了化石、雪花六边形、悬棺所葬的是部落酋长等科学事实。他自制浑天仪，观测天象，得出“东方星云说”的结论，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环相抱古太极图，极大影响了波尔和莱布尼茨，而前者创立了量子互补理论，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位制的创立者。英国科技史家、中国科学史之世界权威李约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这说明朱子“格物致知”的要求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反而更多属于知识层面。值得指出的是朱子这一理论还具有实践的品格。他强调知行相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故圣贤教人，必须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铭之”，“学贵践行”。
  作为朱子教育思想重要内容的“格物致知”理论，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被认为不过是“尊德性”之论。坚持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理应把“格物致知”摆上应有的位置发扬光大。第一，要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既作为立德树人的指导原则，又作为探索追求科技知识的方针，为中国特色教育的指导思想提供涵养和补充。第二，要把“格物致知”作为方法论。以其为人才培养，道德养成的起点，也作为道德完善，知识进步的目标，更当作手段，对事物的了解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在贯通处”，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第三，要把“格物致知”作为功夫论。正因为朱子把格物致知的对象确定为所有天下之物，要求“格”之其极，“今也必须为僧家之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得周遍”。读书成才要动脑，更要动手，贵在实践，让孩子们的人生变成行动的人生。
  （三）生命教育
  应试教育像座大山，压得孩子们没有童年，没有欢乐，没有兴趣，没有创造性。“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素质教育的所有能力训练，到最后都成了应试工具。这极大摧残了孩子们的身心，以致于一旦考上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每所高校都有轻生的事件发生，而这些学子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
  朱子的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生命教育学说。他的核心观念是易传的“生生”与孔子的“仁”。从先秦开始，圣贤就重视人生，儒家更重“仁”，把“仁”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首，并包括其余之德。朱子说，“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义为先，盖此是万理之源，万事之本”，“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但是朱子将“仁”的观点发展到极致，构建了“仁”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阐述了“仁”与“理”，“仁”与“心”，“仁”与“生”的关系，将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指出“仁者，人也”；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钱穆先生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朱子认为实现了仁的境界，就能得到“至乐”，就能达到“天人合一”，把握生命、体验生命、理解生命、化育生命、提升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生命趋向至善。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朱子所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借鉴朱子的生命教育理论，我们应当做到：第一，加强人文情怀，生命尊严。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于一切，发展生命、提升生命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决不能把学生视为产品和士兵，决不能把学校当作工厂和兵营，把所有的孩子视为己出，让他们生命如鲜花一样沐浴春风雨露盛开。第二，加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要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素质教育的好主张落实到实处，如同马云办学那样将音乐、体育、绘画、美学等全面发展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德智体美劳的培训回到课堂，回到学校，而不是交给家长和社会。然后隔山打鼓形式主义般整顿。第三，加强修学，研学，让学生在游历山川，领略中华民族丰厚的自然文化遗产，寓教于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春游都不敢组织，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民族传统送给外国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