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天下为己任”，返回三代，重建道统是杨时到朱熹等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毕生追求的目标，但重建道统必须要以坚实的理论作为基础。而杨时的“中和”学说为重建道统提供了理论渊源。其弟子均以此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其三代弟子李侗对“中和”思想进行“内心的探索”，主要是对“中和”学说中的“中”怎样把握，怎样体验，这是对“中庸”理解的关键，也是杨时、罗从彦到李侗等道南一脉传人的“传心指诀”。朱子在对《中庸》深入研读之后，结合李侗的教导，于乾道二年（1166）对“已发未发”有了领悟。所谓“已发”是指喜欢、愤怒、悲哀、快乐等情感向外表露的结果，“未发”是情感未表露的状态。在这“已发未发”临界状态下体现出“天理”的纯真。史称“中和旧说”，也称“丙戌之悟”，这个“悟”，表明朱子已成为承接“道南”精髓的自觉者，又标志着朱子在思维世界上与佛学正式告别，脱离道歉禅学的束缚，成为其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因朱子所居之地有潭溪，又称之为“潭溪悟道”。
  朱熹正是继承了杨时一脉的道南闽学的环境，继承了其中庸思想精髓，成为杨时以后的闽学大家，与湖湘学派、浙东学派三足鼎立，然后又统一和融合了上述两派的基本观点，是基于朱子对闽学中的“中和”秘诀探讨取得重大突破，得出了“性”为未发、情为已发的感悟和论断，史称“己丑中和之悟”。相对此前的“中和旧说”，又称“中和新说”。标志着中和探索任务的完成，使朱子基本掌握了华夏文明精神基因密码，最后成为“后孔子主义”的代表。
  鉴于“中和”思想的权威性和主导意义，朱子继承杨时“道南”的初心和使命，成功地把“中和”纳进了他的道统学说，为重建道统提供历史哲学基础。朱子认为，“中和”思想起源于远古时期的部族首领“执中”的政治理念，是尧、舜、禹三代治国理政策略的奥秘，是道统的源头或萌芽，道统的源头是“允执厥中”。这个理念是从“尧”开始，到舜时已演变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这就是著名的儒家道统“十六字心传”，前十二字是为了说明后四个字“允执厥中”。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正是发扬“允执厥中”治国精神，正如朱子所说：“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古籍《大戴礼记·五帝德》在赞美五帝之一的帝皞时说：“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15]可见，在那个时代，“执中”是一个政权建立的民意基础，是顺天（日月所照，风雨所至）应民（莫不从顺）的原因。尧、舜、禹执政时，由于坚持对各部族（方）不偏不倚，包容并蓄，和而不同，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6]境界，巩固了其华夏共主的地位，达到协调万方，宅兹中国的政治局面。
  “中和”做了理论上的提升，并提出了“万物各得其理就是‘和’的重要结论”，他把“和”看成是宇宙和人间的最高原则。朱子说：
  “礼，理也；乐，和也。”两者的关系是：礼，阴也；乐，阳也。含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17]
  朱子在此把“礼”和“乐”的思想与“阴”、“阳”（宇宙万物中的基本元素和万物之源）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万物因为“各得其理”，礼乐的高度结合，然后才能“和”。同样，礼乐社会也是“理”在人类社会的彰显，是人们被赋予“理”的自觉行为。因此，在朱子看来，礼乐原则不但是宇宙万物所必须遵守的运行规律，而且是人类社会“天赋”的基本规范。即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宇宙万物之所以和谐运转，是因为遵循了“礼乐”的基本精神，其基本依据是“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即礼乐是“天理精神”，是自然就有的范畴，是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的宇宙意识，“天理”是礼乐思想的形而上的根据。朱子认为，圣人制作礼乐，只是把这“天理之自然”、“立个界限，分成段子”，但这个“界限”和“段子”的“本”“末”“里”“外”必须符合“天理”的“自然”，否则就不符合礼乐的“中和”精神。因此，人间构建的礼乐社会必须是和整个宇宙的“礼乐”精神相协调、相一致的。因为人间的礼乐社会是整个“礼乐宇宙”或“和谐宇宙”的“分殊”，是以礼乐精神为法则的宇宙中的一部分，礼乐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又包含着宇宙基本精神信息。从理论特别是本体论上树立了道统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