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以《六经》为准绳，以仁政为信条，登第入仕，身体力行，所到之处，都留下好名声，“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29]杨时在浏阳不催缴累欠赋税，在余杭尽心水利，在萧山开渠引水灌溉九乡农田，这些都是身为父母官关心民瘼的具体事例，把先王惠民思想落实到实处。杨时也是主张“天下无二道”，也是要效法先王治事理政。“圣人作处，唯求一个‘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时乘理，欲天下国家安利而已。”[30]显然，杨时在因循与变革的认识上，是有准则的，“变”与“守”也是辩证统一的，不绝对化。
  杨时说：“《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31]也就是“圣人作处”，于《六经》可征，其大者，就是落实在明天道、正人伦和讲秩序上。
  1、明天道。华夏先民从观察天体不断运行中，得到启发，逐步形成“天道”永恒存在的朴素思想，得出“天道流行，发育万物”的客观结论。在儒家文献《易·谦》中有“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之说，《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之说，已将“天道”当作“天理”来看待。杨时对《春秋》“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解义，说：“日之盈亏，有数存焉。此巧历者所知也，何与于人事？而先王为之恐惧修省者，谨天戒而已。盖于其常也，宾饯出纳，钦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于此。则其有变也，可不为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书之，所以重其变也。”[32]杨时认为观察天道，不能置世道与人道于不理，强调谨慎对待天变，以防人变与世变，始终怀有敬畏的态度。宣和七年（1125）末，四十四岁的徽宗不但不能号令四方抗击南侵的金兵，却临时撂担子，硬把烂摊子交给二十六岁的赵恒，得以册封，“尊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33]，随后仓皇逃到亳州太清宫躲避锋镝。靖康元年，杨时身为朝官，却在阙门之外，不知道庙堂之论，但综合多方信息后，向钦宗上书，提出保家卫国为当下急务：“今日之急务，惟政事之未修，边陲战守之未备，皆阙然不讲，此臣之所深忧也。臣愿陛下敦谕大臣，阔略细务，付之有司，专务修政事，振军律，练兵选将，为战守之备，庶乎纲举而万目张矣。”[34]杨时从深忧亡国而生发出来的主张，从治道，到人道，又复归天道。
  2、正人伦。人与人之间要处理好关系，就要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基本原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个层次，通常称“五伦”。做人要“事君忠，事亲孝”，忠孝乃人之大节，民族大节亦由此派生出来。君臣之间，要做到君仁臣忠，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百事可为。古往今来，有作为的帝王，就是能够任人唯贤，选用有贤德、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谏官与执事官，而不重用近习和阉人。宰相出于公心推荐良才，谏官敢于舍命直言，执事敢于责任担当，国家就有希望。虽然在政和元年（1111）十二月己酉“诏台谏以直道核是非，毋惮大吏，毋比近习”[35]，但邪气积郁，正气难伸，反对蔡京、童贯集团的人，屡被权势集团打击迫害，势利小人充满中外，人伦不正，国势日衰。徽宗不具备领袖素养与治国能力，“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36]杨时在讲学中，在与师友书信中，时加揭露奸佞蠹国害民。杨时被擢为右谏议大夫，于靖康元年向钦宗皇帝进言，认为“君臣相与之际，尤当以诚意为主，一有不诚，则任贤不能勿贰，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鲜克以济。”[37]这是有鉴于徽宗不能选贤为用、政权旁落而说的，意在拨乱反正，重振朝纲，恢复伦常。
  3、讲秩序。杨时读书多，对张载所言“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行礼”[38]应是熟悉，并在实践中有所发挥。杨时晚年立朝，正值北宋危亡之秋，灾难连绵不休，故多奏论挽救时局，并积极建议讲求社会的安定有序。如宣和七年三月，杨时上《论时事》，从号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和军制十个方面进行阐述，使之有序化，可遵循。当年十二月，杨时闻金人大肆南侵，连上《论金人入寇》二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度过难关。到了靖康元年，杨时引用《周官》“掸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巡天下邦国而语之”进奏，希望皇帝组建高级讲师团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直接把国家法律政策以及重大政事下传达到地方，尽快让各路所属的地方官员明白顶层设计是什么，以及如何齐心协力去实施，走活全国一盘棋。朱熹说：“龟山于天下事极明得，如言治道与官府政事，至纤至细处，亦晓得。”[39]就经济秩序而言，国家要蠲免赋外加税，降低税赋，真正减轻百姓经济负担，“宰相岁终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就政治秩序而言，对于那些蠹国害民者，要予以究治，“道之弗从，令之不服，非有严刑重诛，不能禁也。”[40]在国难当头，德刑兼施，正己治人，才能力挽狂澜，恢复与巩固社会秩序。杨时随后又从立统帅，肃军政，谨斥堠，明法令，责宰执不忠，罢阉寺防城以及谨号令等几个方面献言献策。这些都是围绕社会秩序建设而展开的，体现了杨时内圣外王的政治涵养。胡安国认为“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42]
  总之，杨时学有渊源，懂得儒家经典著作中含有“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并以“无二道”的思想经世安邦。以至于深明春秋大义的胡安国，要杨时继续发挥余热，助成复兴，特地写信向宰相推荐杨时：“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公时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胡氏自注：知之者，知其问学而已。不知者，以为蔡氏所引。此公无求于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向意儒学，延置之经席，朝夕咨访，裨补必多。”[43]南宋初期，高宗颠沛流离，尚未站稳脚跟，很难落实杨时的政治主张。然而，杨时的弘道精神，还是成为后世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