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自崇宁开始，轻佻的赵佶不能约束自己，更不能选用端人君子，于是便有大道难行，小人得志，民心散离，革新致乱。随着帝王奢侈享乐与官僚腐败盛行，积弊日重，国势日下，祖宗基业，危如累卵。后来，徽宗与蔡京便将老成持重的杨时召为朝臣，借以稳定士心，以扶将倾之厦。同期在北方日益坐大的金国，灭辽之后，毫不客气地举兵侵宋，强势攻打京城汴京。到了靖康元年，中外一片混乱，钦宗临危受命，缺乏驾驭时局经验，理政了无端绪，以割地赔款给金国，暂时获得残喘机会。杨时上书说：“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16]杨时引《礼记·大学》第一章第二段话，上奏钦宗，本欲唤起帝王的天德，给惶恐的皇帝一颗定心丸，然后正心逐一做去。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17]。杨时在危急关头“不告以穷理，而告以正心、诚意”[18]，岂能奏效？而杨时诚心救世，用意良苦，于此可见。
  杨时讲“无二道”与讲“理一”是一致的。早在程颐答复杨时关于张载《西铭》主旨时，首先提出“理一分殊”，用以揭示体用关系，丰富了儒家思想学说。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对待人而言，“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19]张载是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认为天地间的人与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人类同质同构，都有生的尊严，活的意义，人应当孝敬父母，也有责任协同父母保护好弱势群体。张载认为，人当尽事亲之道以事生育万物的天地。程颢崇尚自然，与周敦颐“窗前草不除”相同，追求“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故推崇《西铭》，并推荐给从学者。杨时师从程颢时，得以读《西铭》。杨时认为这篇短文，有可能把读者引向墨子兼爱无差等之说，后来转事程颐，便致信先生请教：“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20]得到的回答是：“《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21]程颐认为《西铭》是用来阐述“理一而分殊”的，揭示“体用一源”的道理，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弄清楚了，就是明体达用，与墨子兼爱之说完全不同。
  杨时在著述与讲学中，对仁义关系的划分与辨析，就是借助于“理一分殊”的阐述，且多有发挥。据罗从彦记录，杨时向门人讲授《西铭》时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等。”有人提出异议：“如是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杨时举例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于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22]在实际生活中，处处存在“理一分殊”。靖康之乱后，杨时有“自古愿治之君，惟在慎一相，盖宰相人主之心膂也，台谏耳目也，百执事股肱也”[23]之说，以调动全身力量抗击入侵之敌，就是“理一分殊”的注脚。
  杨时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24]杨时认为“理一”与“分殊”不同，但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殊”不明，“理一”不精，把对事物的认识，向上提高了一个档次。杨时悟王安石学术之非，以“介父之学，大抵支离”而作《三经义辨》，实在批驳《三经新义》中的“邪说”。而对“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而京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人无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为，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25]“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26]“龟山弹蔡京”与批判王安石“邪说”，其原理符合“理一分殊”，目的就是要尽快正本清源，恢复社会秩序。
  杨时与师友胡安国（1074—1138）曾讨论“理一分殊”，向从学者罗从彦等人讲述“理一分殊”，继续传播程颐“理一分殊”的学术思想。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各人对“理一分殊”都有阐述与发挥，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说得最透彻。落实到人类，“理一而分殊，虽贵乎一视同仁，然不自亲始，也不得。”[27]人类有亲疏远近之分，施爱与被爱自有等差，除圣人能“平施”以外，芸芸众生表现出来的爱亲与爱人，至今难能等量齐观。朱熹赞同爱有等差的观点，爱亲，爱人，爱物，不仅有次序，而且有等差。这也符合孔子“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也符合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学说观点。程颐批评墨子兼爱之说，认为“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28]，人与禽兽为伍，人类永远不会进步。
  可以说，“理一分殊”，是处理人伦关系的理性基础，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理性基础。否则，国家无法制定出法律条文对位尊爵厚而实际蠹国害民者进行约束与惩处，也无法拿出正义的理由回击撕毁盟约不断侵宋的西夏人、辽人和金人，任由夷狄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