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少时受教于家庭，父亲朱松因与秦桧政见不同而闲居在家，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与延平李侗乃同门，朱松得伊洛之学不传之遗意，摈弃浮华而趋于本质，“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1]，父亲对朱熹定然产生一些影响，朱熹十几岁时，便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2]都广有涉猎，十七八岁就下大力气诵读《大学》、《中庸》，吃了不少苦头，可见这时就已经读过《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朱熹在24岁（1153）初见李延平，好高谈阔论，李侗只是摇头说不是，朱熹开始怀疑李侗之学，李侗让朱熹先读儒家经典，朱熹后来对学生赵师夏回忆说：“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也。”[3]
  朱熹二十四岁至二十七岁之间任同安主簿期间作《策问》[4]三十三条，其中有一条最早论述格物致知：
  问：《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识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诚未耶？若以为未也，则行之而笃，化之而从矣。以为已正且诚耶？则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其然也？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于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5]
  朱熹从大学的顺序上论及格物致知，并勉励学子当从格物致知处用力，同样，二十七岁作的《一经堂记》，也是从这个方面提及了格物致知：
  曰：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6]
  以上两条是现存所见朱熹著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处，这说明朱熹在同安为官时，已经在李侗的导引下，开始了从《大学》中去探讨格物致知。
  朱熹三十三岁，李侗阅读了朱熹准备给孝宗上的封事并提出建议：“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7]朱熹在封事中批评孝宗皇帝讽诵文章、记诵辞藻，非能探寻出治道之要，批评其阅读《老子》、《释氏》之书，也不能通贯本末大中，而真正圣贤帝王之学，必始于格物致知，朱熹说：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治乱矣。[8]
  朱熹指出格物致知可探究事物之变，可察觉毫发之隐，做到格物致知，必然能正心诚意，故而他又说：“盖‘格物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9]朱熹此时说“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言之“精、一”，其实就是舜所言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惟精惟一”，朱熹认为《中庸》一书开始所言正是一理，而其中散为万事，后又归于一理，而此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10]这时朱熹就是在李侗“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下阐释“格物致知”，认为天下万物道理虽各不相同，但事物必各有其理，一理散入万事万物，格尽万事万物终能穷理。此段论述朱熹阐明格物致知对于君王治政的重要，也有提及格物致知在于心之精一，但并未阐述何以能心之精一。次年，朱子再次上奏折孝宗，其中论到格物致知：
  大学之道，……然身不可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11]
  此次是从大学顺序来论及格物致知的，指出格物致知对于正心诚意、修身治国之重要意思。检索此段时间内朱熹有关格物致知的论述，都未提到格物需要涵养之功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对章句训诂的偏好，二是朱熹对李侗提倡静坐涵养的方式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