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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晚年作《大学或问》，将“涵养”提到“格物致知”之本的高度，说明朱熹对居敬涵养之重要性已经有明确认识，然朱熹在三十五岁之前的格物论中未提及涵养，不仅如此，朱熹本人对涵养也有明显忽视。
  （一）朱熹受学李侗时论格物中未提及涵养
  朱熹少时受教于家庭，父亲朱松因与秦桧政见不同而闲居在家，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与延平李侗乃同门，朱松得伊洛之学不传之遗意，摈弃浮华而趋于本质，“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1]，父亲对朱熹定然产生一些影响，朱熹十几岁时，便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2]都广有涉猎，十七八岁就下大力气诵读《大学》、《中庸》，吃了不少苦头，可见这时就已经读过《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朱熹在24岁（1153）初见李延平，好高谈阔论，李侗只是摇头说不是，朱熹开始怀疑李侗之学，李侗让朱熹先读儒家经典，朱熹后来对学生赵师夏回忆说：“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也。”[3]
  朱熹二十四岁至二十七岁之间任同安主簿期间作《策问》[4]三十三条，其中有一条最早论述格物致知：
  问：《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识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诚未耶？若以为未也，则行之而笃，化之而从矣。以为已正且诚耶？则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其然也？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于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5]
  朱熹从大学的顺序上论及格物致知，并勉励学子当从格物致知处用力，同样，二十七岁作的《一经堂记》，也是从这个方面提及了格物致知：
  曰：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6]
  以上两条是现存所见朱熹著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处，这说明朱熹在同安为官时，已经在李侗的导引下，开始了从《大学》中去探讨格物致知。
  朱熹三十三岁，李侗阅读了朱熹准备给孝宗上的封事并提出建议：“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7]朱熹在封事中批评孝宗皇帝讽诵文章、记诵辞藻，非能探寻出治道之要，批评其阅读《老子》、《释氏》之书，也不能通贯本末大中，而真正圣贤帝王之学，必始于格物致知，朱熹说：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治乱矣。[8]
  朱熹指出格物致知可探究事物之变，可察觉毫发之隐，做到格物致知，必然能正心诚意，故而他又说：“盖‘格物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9]朱熹此时说“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言之“精、一”，其实就是舜所言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惟精惟一”，朱熹认为《中庸》一书开始所言正是一理，而其中散为万事，后又归于一理，而此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10]这时朱熹就是在李侗“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下阐释“格物致知”，认为天下万物道理虽各不相同，但事物必各有其理，一理散入万事万物，格尽万事万物终能穷理。此段论述朱熹阐明格物致知对于君王治政的重要，也有提及格物致知在于心之精一，但并未阐述何以能心之精一。次年，朱子再次上奏折孝宗，其中论到格物致知：
  大学之道，……然身不可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11]
  此次是从大学顺序来论及格物致知的，指出格物致知对于正心诚意、修身治国之重要意思。检索此段时间内朱熹有关格物致知的论述，都未提到格物需要涵养之功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对章句训诂的偏好，二是朱熹对李侗提倡静坐涵养的方式并不认同。
  （二）分歧一：李侗教导朱熹应涵养气象，但朱熹酷爱章句
  李侗是个极有涵养之人，据载：“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暇。”[12]寥寥数语，一位大隐至人跃然眼前，纯粹洒落，颇具光风霁月之姿。他极力引导朱熹涵养气象，然朱熹依然对文字章句产生浓厚兴趣。
  朱熹二十八岁，此年六月，李侗致信朱熹让其要用力涵养，说：“承喻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可为己物也。更望勉之。”[13]朱熹二十九岁，李侗致信朱熹，依然敦促其要涵养洒然气象，“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虽说得行，未敢以为然也。”[14]朱熹对于章句训义非常用力，致书李侗，问《论语》中“亦足以发”之义，李侗引用“起予者商也”为证以启发朱熹，指出二者之不同。朱熹深思再三，认为二者虽有浅深之异，但并未体悟到其完全不相似处，请教李侗再详细说之。李侗解释，要体悟这两句之不同，先得从颜回与子夏之气象不同处体会，“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深潜纯粹，于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类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则于语默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子夏因问《诗》，如不得‘绘事后素’之言，即‘礼’后之意未必到，似有因问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不类也，不知是如此否？”[15]这里，李侗从颜回与子夏之涵养不同，教导朱熹当从涵养处用力，颜回因涵养较子夏好，故能发明孔子之道。
  朱熹三十岁时，李侗致信朱熹指出当下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用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也。”[16]这学者之病其实就是涵养缺失。
  朱熹三十一岁时，李侗告诉朱熹要用静坐方式去增进涵养，李侗认为朱熹的夜气说已经很是详细，不可更生枝节再去寻求，不然又会出差错。“大率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与心会处，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滞碍。”[17]李侗又以明道数柱子之事以谕。告诫朱熹不可过于索于章句之间，当静坐以存养，方为得，李侗说：“夜气之说所以于学者有力者，须是兼旦昼存养之功，不至桎亡，即夜气清，若旦昼间不能存养，即夜气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气象也。某囊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此中相去稍远，思欲一见，为之得。”[18]李侗指出朱熹涵养不够，内心有恙，当静坐存养，而不可思索过甚。
  同年，李侗回复朱熹，称朱熹送来二苏《语》《孟》之说，其论有待商量，但他大赞黄庭坚作的《濂溪诗序》，“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19]李侗对朱熹送来二苏《论语》《孟子》解说并不感兴趣，却对周敦颐涵养的气象心向往之，“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贯。若见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20]李侗指出洒落之人内心广阔无私，不偏不倚。
  朱熹三十二岁，李侗致信朱熹让其反求诸心，说：“昔尝得之师友绪余，以谓问学有未惬适处，只求诸心。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更望勉力以此而已。”[21]同年，李侗致信朱熹，认为其涵养依然不足，“喻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22]朱熹三十三岁时致信说自己处事困扰，李侗让其从静中体会：“承谕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同年，朱熹问仁，李侗批注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24]
  同年，李侗致信朱熹，论及韬晦之人必当涵养之：“当今之时，苟有修饰之士，须大段涵养韬晦始得。”[25]同时指出韬光养晦需要大段涵养才成：“韬晦一事，尝验之，极难。自非大段涵养深潜，定不能如此，遇事辄发矣。”[26]
  朱熹三十四岁，李侗致信朱熹问涵养：“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27]朱熹表弟去世，朱熹心中愧悔忧伤，李侗教诲，责己之心可有，但不能常存于胸中不去，此乃过之。指出愧悔过度乃因为涵养有缺所致，“常留在胸中，却是积下一团私意也。到此境界，须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为何而来。若来谕所谓似是于平日事亲事长处，不曾存得恭顺谨畏之心，即随处发见之时，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令渐明，即此等固滞私意当渐化矣。”[28]
  （三）分歧二：李侗主张静中存养，朱熹并不认同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至朱熹三十五岁，李侗去世后，朱熹一直都勤于章句训诂，“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29]李侗规范了朱熹为学，使其入于儒道，尽管李侗也一直教诲他要增进涵养，然李侗对涵养方式解释为静坐，“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30]而这一方式并未得到朱熹认同，朱熹晚年就认为李侗以终日静坐的方式来体验天地万物之道，有失偏颇。学生问：“先生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31]朱熹回答：“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32]正是因为朱熹对静坐方式的不认同，故而此时尽管有李侗的反复敦促，朱熹依然对涵养不够重视，朱熹晚年也回忆说：“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33]同时朱熹认为自己当时缺失涵养，此后当尽力持守，“旧失了此物多时，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34]
  李侗一直教导朱熹要在静坐中存养，但因朱熹对这一方式不太认同，他一直都在章句中求索。其实在朱熹二十八岁时，就曾致信李侗询问过对程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的理解，但因李侗回答不甚分明，以致二人对这一问题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李侗回答道：“又见喻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伊川以为制之于外，以养其中数处，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牵合贯穿为一说。”[35]李侗认为程颐的“致知而不在敬者”与《大学》顺序不同，认为这都是谈入道之序。对于朱熹论述的“所谓但敬而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36]李侗回答：“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数说，方是言学者下工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尔。”[37]李侗一强调说要存养洒然气象，但如何存养？除了静坐之外，他并不能提供更好的方式，说来说去也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最后李侗又以自身持守为例，告诉涵养持守之重要，“某自闻师友之训，赖天之灵，时常只在心目间，虽资质不美，世累妨夺处多，此心未尝敢忘也。”[38]李侗是极有涵养，但如何涵养，朱熹却难以领悟。
  随着李侗去世，朱熹进学也步入茫然期，其在三十五岁时，致信朋友说：“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及人。以先君子之余晦，颇知有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39]朱熹追忆自己求学历程，曾出入佛老十余年，后才亲道，然一直以来都游离于章句之间，虽然时有所悟，但并不自信。又在致另一位友人时，称自己格物毫无长进，“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迩来虽病躯粗健，然心力凋若，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于观书，全不复记，以此兀兀，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40]由这些信可知朱熹认为自己前之就学，未离于章句训诂，学问进益不大。
  （四）朱熹晚年对李侗“涵养”见解之认同
  李侗去世，朱熹走上独立探索学问之路，其中之迷惘、困惑如影随形。他时常致信朋友追忆李侗先生。后遇张轼，共同探讨“已发未发”，又整理二程遗著，受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影响，认识到“涵养”之修习之方，那便是“敬”。
  朱熹三十九岁编成《程氏遗书》，其中总结二程思想为：
  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41]
  朱熹明确指出二程核心思想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清代王懋竑说：“按程子‘涵养须用敬’二语，庚寅（1170，朱子四十一岁）始特拈出，而戊子（1168，朱子三十九岁）《遗书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即此二语之指也。”[42]可见这时提出的“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就是对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领悟。这终于解决了一直困扰朱熹的“涵养”与“格物”之间的矛盾。
  朱熹自整理程氏遗书中“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语，后一直以涵养居敬来论格物致知，晚年与学生论学，更是明确指出“敬”为圣学之第一要义：“‘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43]还指出“敬”为为学纲领：“‘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44]“敬”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其为涵养本源的基本工夫，一旦缺失，必然误入歧途，《语类》中还记录朱熹以当世之人不曾做小学工夫，而一旦接触大学，便恍惚无措，故而劝慰学者当从持敬开始，做好小学工夫，然后方能致知格物，他说：“明德，如八窗玲珑，致知格物，各从其所明处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悫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45]诚如王懋竑所说：“自庚寅（1170，朱子四十一岁）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语，学问大指定于此。”[46]此后三十年，朱熹一直认为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持“敬”须贯彻于为学始终。
  朱熹晚年重视“涵养”，此时他对李侗本人之“涵养”气象已极为推崇，不仅如此，他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找到了涵养之方——“敬”，故而朱熹晚年与学生论学，对李侗之气象极为赞赏。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曰回忆“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隤堕之气”[47]，更是直言“延平先生气象好”[48]。学生问延平李先生言行，朱熹回答说：“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为学，也不过是恁地涵养将去，初无异义。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49]朱熹认为李侗涵养极好，非常人可及。
  涵养心性，并非一日之功，李侗在修养身心上，前后变化极大，据朱熹回忆：“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在乡，若不异于常人，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他也略不与人说。待问了，方与说。”[50]李侗好读《论语》，心性由豪迈转为中正平和，隐居乡里，人不知而不愠。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51]
  李侗少年之时，经常会策马狂奔，而后来竟然养成缓步徐行，其中之变化，让朱熹赞叹不已。朱熹教导学生若是性格急躁，当在平日言行之中不断修持，修持久而久之，便会和缓许多，这时，朱熹便以李侗之“涵养”修持为例加以说明：“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厅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52]朱熹晚年回忆李侗平素言行，与学生讲学之际，阐明“涵养”可以完全改变心性。
  据《语类》记载：
  行夫问：“李先生谓：‘常存此心，勿为事物所胜。’”先生答之云云。顷之，复曰：“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如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行必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常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时，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视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若此。常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后来却收拾得恁地纯粹，所以难及。”[53]
  学生问李侗“常存此心，勿为事物所胜”之语，朱熹回答认为，李侗“涵养”非寻常人所能及，特举二三事以说明，譬如李侗出门无论远近，皆是不紧不慢，徐徐行之；李侗喊人不应时，声音不加厉；李侗坐下不看墙壁之字，非站起才看。一个少年时极其豪迈之人，后来竟涵养成如此温润平和、纯粹妥贴，朱熹对其极为倾佩，对李侗“涵养”之功表示推崇。
  结语：朱熹受学李侗之时，整日沉迷章句训诂之间，对李侗之“涵养”教导不以为然，后经过一番探索，学问日臻成熟，至晚年，朱熹找到涵养之方——“敬”，并对李侗本人之“涵养”心性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