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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之善恶
  朱子论宇宙本体，必兼言理气，也就是说从宇宙本体论理气论的角度来探求善恶的本质问题，以形成其自然之善恶观。
  朱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太极。太极生万物，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太极只是个—而无对者。”（《语类》卷100）它没有对，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纯然至善的本体。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无穷。朱子又将太极表述为“理”，“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语类》卷1）。理是先于一切事物的最高存在，从中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变化无穷，而化生天地万物，即“理—气—物”。这是朱子的宇宙生成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70）这是说整个宇宙有一客观规律，是永恒的宇宙本体，天因其而为天，地因其而为地，人与物因其而各得其本性。说明宇宙生成有一定规律，不是神鬼所为，而是自然而然，具有科学合理性。朱子认为，这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理，是当然之理，而“理无不善”，善便是宇宙本体之理中自有的存在。但是，善又有“纯然至善者也”与“继之者善”的区别。本源之善是纯然至善的，不与恶对。善与恶同源于理，而恶生出，恶就与善相对。“纯然至善者”即理，乃宇宙最高之本体，为纯然至善。纯然至善为先天已有，它并不与恶对。阴阳之理虽然皆善，但是“继之者善”未必全都是善，而是有善有恶，这是因为“善”有亏欠，即“或过或不及”，而产生了恶。朱子就是这样阐说具体事物从阴阳运行变化的天道而来，而具有善恶之别的。
  从“纯然至善”之理，到阴阳五行处生出气。理未有不善，但气有清浊。恶，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善有亏欠处。朱子说：“恶不可谓之从善中直下，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语类》卷100）这是讲恶不能说是从善中直接生出来，而是事物不能善的或有偏差的则为恶。在具体事物的生成过程中，朱子认为，从既已生成的事物说，太极之理寓于阴阴之中，而从万物本源来说，又是太极为本而生阴阳，因此理气结合而不可分，“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1）理气虽不可分，但是以理为本，“有理便是有气，但理是本。”（《语类》卷1）理永恒存在，不生不灭，并生出气。但是，气是有体有形有质的事物，“盖天地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论语或问》）因此，气有生有灭，“然气之已散者，既化即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语类》卷1）气能变化无穷，“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语类》卷1）说明气化生人、生物，决无停息。气是气质，“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于是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周子通书》）万物所禀之气，虽是天地之正气，但羁来羁去，就有昏明厚薄的不同。气是有体有形有质之物，因此就自有美有丑有善有恶了。朱子说：“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孟子集注》卷8）这是说理气生成的人，由于有的得形气之正，有的得形气之偏，有的全其性，有的失其性，所认构成不同的气质。这禀得形气之正，能全其性的，就善；而禀得形气之偏，失其性的，就恶。而且就人本身来说就有自然属性、动物性，动物就有欲望，食欲，等等，这些都导致自然人具有恶的本质。所以，气质之性产生，恶也就产生了。在人的气质中，朱子认为有血气和浩然之气。血气，是生人生物的气和质料；浩然之气则是血气和道义的结合，质料和道德精神的结合。“浩然之气，但欲为此气元是配合道义而成。”（《朱文公文集》卷48）这说明，性理本为善，但气有混浊、质有偏离，而就有恶，因此在具体的应人处事中与道德合，善与恶分道扬镳，明显对立。
  从上阐释，朱子自然之善恶观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天地间只是一个理，也只是一善。既不能说善恶一体，也不可说善恶不能相无。二是本然之性不与恶对，至善无对。三是天理直生皆为善，恶乃善之亏欠处，于天理间流出与恶相对。
  2、心性之善恶
  心性之善恶，是从社会伦理角度来探讨善恶，与人心、人性和社会道德及其准则密切相关。
  朱子首先从心性上研究善恶。他认为：性分人性和物性，人性具有道德纯粹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人性善，而物性只有自然性；性源于理，但依气而存，因此人之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禀理以为性，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专指理言，是仁义礼智，是道心，是善的，不是外界强加的；人禀气以为形，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就是人心，人心易私难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相分离，“才有天命，便有气质。”（《语类》卷1）但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论语或问》卷17）天地之性的纯粹至善，体现在事物中没有差别，而万物之所以有不同，那是因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化生后与人的生理、身心相结合的人性，属于事物各自形象的显现，就如气各有不齐备，所以表现各异。朱子说：“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语类》卷4）这是说人性不仅有善也有恶，善恶之别就在于人所禀受气的厚薄、清浊、偏全、昏明的不同，禀到薄、浊、偏、昏之气，人性就恶，恶来自气质之性。人为学的目的，从性方面说，就是加强修身养德，提升人格素养，改变气质。
  心，心属气，同理与性对应。论宇宙界，理的重要性要胜过气，但是论人生界，则心的重要性要尤重于性。因为主于一身者是心。心是具有知觉思虑功能的，“有知觉谓之心”（《语类》卷40）；心是整个人思想与言行的主宰，人性通过心表现出来，人为善为恶全取决于心。性，是善的；心却有善恶。因此，对心之善恶必须搞清楚。要搞清楚心之善恶，朱子认为，必须辨明心、性、情、才四者之间的关系。朱子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语类》卷5）性是心的本质所在，情是性的表现形式，心则是性情的主宰（即物质载体）。又说：“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现处。”（《语类》卷5）“四端”，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为情，是心的表现处。与“四端”相应的是仁义礼智四德，四德为性。朱子认为，情由性所发，性无不善，但是情可为善，也可生而为恶。这是从已发与未发角度来说的，心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未发之时，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命之性；已发之际，是心的作用，显现出来的也是情。从动静角度来看，情与性相对而言，情者，性之动也。心之体寂然不动，“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语类》卷95）人心之本体是寂然不动，众人都有这颗心，思虑萌发，感而遂通是心之用。张载认为这就是“心统性情”。朱子认为这说法很妥当，并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一。统乃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语类》卷98）性是理，是体，是本源，而情是用，是表现，但性、情皆出于心，心能统领和主宰性情，“心主性情”。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气结合就是心。心，从本体上说，心是情所发的物质载体（主宰），而仁的本质也须依托心这一物质载体而体现为四端之情，因而心就有善恶，但性无不善。本心是无不善的，但是思虑所发为情而后就有了不善。这是说：心之本体，没有不善；情之用，有善有恶。
  朱子对心还有一种解说，即心是“生之道”。人之心源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语类》卷5）人心之仁的本体是源于天地之大德，所以心之仁也原于天地大德之生。因而，心是生之道。人都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为仁，仁就成为人的生道。追溯其本源之仁，那是得天之心而生。因此，朱子认为，天地以生为道，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仁就是心之生道，但是心又是变化无常的爱动之心，而“心之动，是乘气而动”（《北溪字义》），因而心之中就会理气兼有，心乘气而动，理在其中全是善，气也在其中但并不是都为善，心才动就极易发到恶的方面去，于是心除了有善的一面，也有了恶的一面。
  性、情、才的关系。性是性善，情是性的发用，才是材料、材质。才与性、情相联系，是才性、才情。朱子说：“人有是性，则有是才。”（《孟子集注》卷11）人有这样的性，就有这样的质。才的质表示人的自然素质。朱子认为，才有善有恶，“为气所染，故有善、不善”。（《语类》卷59）才之初，无不善；后因气禀，才有善恶。所以，朱子认为，才的恶是源于气禀，“才之初，亦无不善。缘他气禀有善恶，故其才亦有善恶。”（《语类》卷59）才之善恶，都是缘于气禀之善恶，与自身无关。
  心分为道心和人心。朱子重视道统的传授，尤重《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对道心、人心甚多研穷。朱子认为，心是人的知觉对事物体认的载体，人依赖心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以此应对外界事物。心有人心和道心之分，但并非二心，只是一个心的两个方面。生于形气之私的是人心，发于义理之公的是道心。知觉从人欲上去，专于个人情欲意识的，便是人心；从义理上去，合乎仁义礼智人伦道德意识的，便是道心。所以道心和人心，也可称作“天理”和“人欲”。道心为善，人心有善有恶，“人心既从形骸上发出来，易得流于恶。”（《语类》卷78）“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语类》卷71）要去除人心的恶，朱子说要进行拣择教精的工夫，让道心成为主人而控制住人心，不让人心行恶，“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后，不被人心胜了道心，今便须是常拣择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这里面如个主人，人心只是客样。”（《语类》卷120）朱子认为，道心和人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语类》卷78）圣贤也有人心，如饥食渴饮；凡人也有道心，如恻隐之心。关键是要看道心、人心由谁来主宰。朱子说：“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舵，则去住在我。”（《朱子语类辑略》）朱子把人心比做船，道心比做舵，让舵主宰船，使船去住由舵掌握。这是说，要让道心主宰人心，人心以道心为准绳，使道德意识支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让个人的情欲受到道德意识的指导与控制，这样人心也就可以转化为道心。人心在道心的控制范围内能够通达性命之路，虽然还是人心的功用，但实际上却是道心的体现。
  “天理”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生的至善原则。朱子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反对过度的欲，主张要将人欲节制在天理的范围之内，使人心更多地被天理所主宰。“人欲隐于天理中”，因此朱子认为天理、人欲都在一个心内，只不过是一个强一个弱而已，如果天理强，为主宰，就不会有混杂不明的现象，“人之一心，天理有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语类》卷3）天理、人欲在几微之间，同出于于一个心，但二者谁为主导决定了此心之善恶。性是善的，情有善有恶，流于恶，即是受物欲的引诱和蒙蔽。本体之心，是天理的体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恶，流于恶，就是人欲。人为学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使人心服从道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3、教化成善
  朱子在其善恶现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化成善思想。朱子从理本论出发，以理气论性，由性论心，由心论欲，揭示了人的善恶根源，主张通过教化以变化气禀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去恶存善、去欲存理、去私存公，实现心灵的高尚。
  朱子认为，人性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有善恶之区别，即有趋善的可能，也有趋恶的可能，而且善恶还会互为转化；同时，人也有辨别善恶，择善而从的能力。因此，教化成善必须强调人的主体精神，激发其从内心里爆发出“去恶存善”的要求，即孟子的“内发说”，遵循“性之自然”进行自我教化，以积累、存养、扩充、发扬善的品质，去除恶的品质，变化气禀，从“昏”、“弱”的境地里解脱出来，并使“下愚不移”的人“渐磨而进入”圣人境界。
  关于扬善去恶，朱子认为这就是讲求后天存养、扩充善性，变化气禀，存善去恶的重要教化方法。从为学实践方面说，教化的目的就在于教育引导人们扬善去恶，存养善性，求圣求贤。从性理方面说，教化就是要通过个人的修养以便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和嗜欲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地之性的本然之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人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达到至善的圣人之境界，但是现实却是不能人人皆为圣贤，这就是被气禀和人欲所害而造成的。所以，朱子指出，教化必须使人明确恶的来源。明确恶的来源，是教化得以成善的关健所在。天地之性虽善，但气禀之性和人欲却恶，乃是“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语类》卷4）对于个人来说，如气禀偏于刚，则属刚暴之类；偏于柔，则属柔弱之类；嗜欲、纵欲，必成贪欲腐化之类。朱子认为，不能变化气禀和去人欲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不明白气禀和人欲道理的人，他只能被气禀和人欲之恶所左右，而不懂得变化气禀和去人欲的道理，更是不能求得变化之道；另一种是看似明白气禀和人欲的道理，主观上虽说气禀和人欲不好却又不愿意改变。这种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禀和人欲的道理，“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语类》卷4）“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亡，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朱子文集大全》卷77）对这种人，朱子认为更要加强教化，一是使其懂得气禀的道理，懂得气禀所带来的危害，而努力下苦工夫去克服偏差弥补不足，以达本然之善；使其懂得人欲害仁的道理，而努力从源头上克去人欲，必拔去树之本，堵塞水之源那样，不断地克下去，直至将人欲克死，这样人欲一旦被克尽，天理也就纯了，胸中所存的就都是天理仁善，纯粹都是天地生物之心，犹如春天阳光那么温暖。二是要掌握住善的度，无过无不及才是善，这境界叫作“中”。朱子说：“濂溪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故圣人主敬，俾人自易其，自至其中而止矣’。”（《语类》卷4）强调圣人立教与自觉变化气禀、去恶成善的具体准则，性乃刚柔善恶中，圣人立教以中为准，扬善去恶求得气禀变化也是达到中而后止。气禀虽极难变化，但并非不能改变。朱子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教化的力量就体现在此，所以说“气质之用狭，道学之功大。”（《语类》卷4）
  在教化成善上，朱子强调自我教化要与社会教化相结合。在朱子看来，善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本质特征的体现，它与君子的言行密不可分，因为君子追求内圣外王，“君子以遏恶扬善，顾天休命”、“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本义》），这都是说君子如何在不断提升自身修养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言行来践行“善道”，求善就是追求“内圣”的过程。朱子说，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直之，况其迩乎？”（《周易本义》）这是说，君子美好的德行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而不好的德行也是会被社会普道谴责的，这就是“善”在“外王”过程中表现。因此，君子不仅能够辨别善恶，而且能够在力行（实践）中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践行“善”，来教化来影响社会。在社会教化上朱子提出了“明德新民”和积善养成的教化主张。朱子提倡在社会中的群体必须积善养成，“存天理灭人欲”，“明德新民”。朱子说：“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善，则扬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守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朱子家训》）这是说，有道德的人，哪怕他的年纪比我小，我定要尊敬他；不贤的人，哪怕他的年纪比我大，我定要远离他……别人有大错谈，要以道理使他明白。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去做，不要因为错误小而去做……别人有做好事，就要称赞宣扬他……见到不义之则不要去拿，遇到合理的事要跟着去做。圣贤书不能不读，礼义道德不能不明白……要守住自己的本份，这是天理所要求的；要听从天理的安排，这是善德所要求的。朱子还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本义》）朱子通过《朱子家训》和善恶积累的理论来强调对善性的养成，以此告诫人们，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劝人去恶向善。
  无论是自我教化，还是社会教化，教化在成善成圣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追求“至善”的理想目标提供了系统且口确的方法论，如格物致知、致知力行、变化气禀、“存天理灭人欲”等都是朱子教化理论在成善过程中的具体方法。通过教化使人辨别善恶，弄清善恶的来源，识得至善和成善的途径，以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教化，变化气禀、除去人欲，恢复天命之性的本然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