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善恶观的形成
  善恶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关于善恶问题的讨论。孔子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虽没有把善恶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做更多的阐述，但却提出了人性的两个方面：“性”与“习”，即先天之性与后天养成，对后世善恶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善恶开始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问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为人性善恶问题上最具影响的两种基本理论。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可用而不可化，没有对人性作善或恶的评价，但却提出性私论，这是又一种基本理论。在善恶问题上，儒家以“仁”释善，道家以“道”释善，《周易》以阴阳释善，而且主要是围绕人性和社会道德展开，而人性和社会道德是善恶的具体表现形式。
  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在这里没有明确阐述善恶问题，但却把仁作为识别善恶的能力和标准。朱子释“仁”为无私心，好恶当于理而得其公正，仁为至善。孔子善恶观与他道德理论和德政紧密相联。他认为美德是善在道德上最完美的体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评论《韶》乐说：“真是最完美了，又是最完善的”，评论《武》乐说：“真是最完美了，但不是最完善的”。“尽美”不等同于“尽善”，“尽善”也不等同于“尽美”。“美”只是人感官上的喜悦，而“善”则是符合“仁”的标准，具有社会上价值和意义。因此他认为善更重要更根本，美好的道德美和善必须完满统一。朱子认为，善是美的本质，只有做到善才能算是美。在为政德行上，他提倡“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为百姓施以恩惠而不耗费财物，让百姓劳作却没有怨言，有所追求而不贪婪，安然处事而不骄恣，威严而不凶猛。“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对犯人不教育就杀头叫做虐；事前不训戒而责令其成绩叫做暴；懈怠延迟政令下达，下达后限定时间让人完成，这是残害人民；同样是赏赐于人，出手吝啬，这叫小气。以具体的道德和德政行为来解释善恶，是孔子善恶观的重要特色。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是善的，人没有不善，就如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人天生有善性，因此人特有的道德良心构成人的本质特征：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铄，以火销金也。仁义礼智不是自外以至内，而是本来就具有的。而且，人皆有之。显然，孟子的人性本善具有自然之性，他的善恶观已涉及到人性的社会本质的思考。朱子赞同孟子的说法，认为“性之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四者之心人所固有”。
  道家以“道”释善，道是万物的本源，因此性是人生来的本质，是天生自然的，“性者，生之质也。”（《庄子》）本然之性是善的，是淡泊名利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8章）上善，最善，具有高尚道德。具有高善道德的人如水之性。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一切争，处在大家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更接近于道。老子认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是像水那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就下，水有谦下之德、有柔德、有顺其自然不与一切争之德。道家以此倡导人们回归人性之本然状态，如水那样谦下、以柔克刚、顺其自然，而进入最高善的境界。
  《周易》以阴阳释善，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本义》）万物是在阴阳运行变化中继善成性的，称为“继之者善”。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周易本义》）继善者元为长，善是经过元的首继而逐步衍生的。进一步说明了善的来源。而《周易》对善恶的阐说，多与道德尤其社会伦理道德有关，“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就是通过社会伦理道德来理解善恶的。朱子认为“道”即是“理”，而“理无不善”，但善有“纯然至善者”和“继之者善”的区别。本源之善不与恶对，为纯然至善，到恶生出，恶就与善相对。理是“纯然至善”，即宇宙最高本体为纯然至善，此善是先天已有的，并不与恶对，虽然“阴阳之理皆善”，但是“继之善者”未必是“纯然之善”，而犹有善与恶。
  周敦颐以“太极”和“诚”来释善。太极无方所无形态，是宇宙最初的状态，是万物的根源。太极生阴阳，阴阳化生万物，人得其秀而最灵。“诚”就是太极，是寂然不动的宇宙本体，万事万物的本源，“诚，天帝之本，万行之源也”（《周子通书》），诚是善恶之源。他从“诚无为，几善恶”、“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周子通书》）中，明确地把善恶产生的过程分为宇宙本然状态、善恶分、万事万物皆出三个阶段。“诚”为宇宙本源，善恶未分，是浑然状态；五性感动，阴阳五行变化其中，善恶由分；万事万物而生。朱子认为“几”就是人心初动时的微妙状态，理气同在其中，阴阴运行变化，理生的同时气之偏也产生，于是恶也就产生了，并与善对立。又说：“当期未惑，五理具备，岂有不善？及其应事，才有照顾不到处，这便是恶。”（《周子通书》）当初没有疑惑，五理具备，难道有不善？到了应事时，出现有照顾不到的，这就出现了恶。善与恶就在这社会道德中分道扬镳。
  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为气的本体、宇宙万物本源，也是善恶之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不同，善恶就有别。气有刚柔之气、缓急之气、清浊之气，所以善恶就有差别。他还认为，阴阳对立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万物的善恶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于是，他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不同：天命之性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则是恶的来源。因为受气质之性的昏蔽，恶就出现了。朱子认同张载的观点，并运用它来分析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的“性”，指出此“性”兼气质而言，“气质之胜，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论语集注》卷9）
  二程以“天理”释“善恶”，主张善恶同源而出，即“天下善恶皆天理”（《二程遗书》），同时善恶又同为性，但本然之性“即是理，理无不善”。二程有著名的清水、浊水论断，认为清水、浊水都是水，其本质相同。既然善恶同源天理，又为什么会如此对立不同？二程认为恶本来不是恶，只是“或过或不及”，而变成恶。朱子也认为，天下善恶皆天理，恶者本非恶，但是或过或不及而成了恶，即恶是因为微有偏差或者没有安顿好而产生的，“恶不可谓之从善中直下，只是不能善则偏一边为恶。”（《朱子语类》卷100，下简称《语类》）同时，朱子也认为性在本然之状态下无善恶之分，“理”是至善之所在。
  朱子的善恶观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家思想、《周易》思想，尤其是直接吸收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思想而形成的。
  二、善恶观的内涵
  1、自然之善恶
  朱子论宇宙本体，必兼言理气，也就是说从宇宙本体论理气论的角度来探求善恶的本质问题，以形成其自然之善恶观。
  朱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太极。太极生万物，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太极只是个—而无对者。”（《语类》卷100）它没有对，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纯然至善的本体。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无穷。朱子又将太极表述为“理”，“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语类》卷1）。理是先于一切事物的最高存在，从中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变化无穷，而化生天地万物，即“理—气—物”。这是朱子的宇宙生成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70）这是说整个宇宙有一客观规律，是永恒的宇宙本体，天因其而为天，地因其而为地，人与物因其而各得其本性。说明宇宙生成有一定规律，不是神鬼所为，而是自然而然，具有科学合理性。朱子认为，这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理，是当然之理，而“理无不善”，善便是宇宙本体之理中自有的存在。但是，善又有“纯然至善者也”与“继之者善”的区别。本源之善是纯然至善的，不与恶对。善与恶同源于理，而恶生出，恶就与善相对。“纯然至善者”即理，乃宇宙最高之本体，为纯然至善。纯然至善为先天已有，它并不与恶对。阴阳之理虽然皆善，但是“继之者善”未必全都是善，而是有善有恶，这是因为“善”有亏欠，即“或过或不及”，而产生了恶。朱子就是这样阐说具体事物从阴阳运行变化的天道而来，而具有善恶之别的。
  从“纯然至善”之理，到阴阳五行处生出气。理未有不善，但气有清浊。恶，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善有亏欠处。朱子说：“恶不可谓之从善中直下，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语类》卷100）这是讲恶不能说是从善中直接生出来，而是事物不能善的或有偏差的则为恶。在具体事物的生成过程中，朱子认为，从既已生成的事物说，太极之理寓于阴阴之中，而从万物本源来说，又是太极为本而生阴阳，因此理气结合而不可分，“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1）理气虽不可分，但是以理为本，“有理便是有气，但理是本。”（《语类》卷1）理永恒存在，不生不灭，并生出气。但是，气是有体有形有质的事物，“盖天地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论语或问》）因此，气有生有灭，“然气之已散者，既化即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语类》卷1）气能变化无穷，“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语类》卷1）说明气化生人、生物，决无停息。气是气质，“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于是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周子通书》）万物所禀之气，虽是天地之正气，但羁来羁去，就有昏明厚薄的不同。气是有体有形有质之物，因此就自有美有丑有善有恶了。朱子说：“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孟子集注》卷8）这是说理气生成的人，由于有的得形气之正，有的得形气之偏，有的全其性，有的失其性，所认构成不同的气质。这禀得形气之正，能全其性的，就善；而禀得形气之偏，失其性的，就恶。而且就人本身来说就有自然属性、动物性，动物就有欲望，食欲，等等，这些都导致自然人具有恶的本质。所以，气质之性产生，恶也就产生了。在人的气质中，朱子认为有血气和浩然之气。血气，是生人生物的气和质料；浩然之气则是血气和道义的结合，质料和道德精神的结合。“浩然之气，但欲为此气元是配合道义而成。”（《朱文公文集》卷48）这说明，性理本为善，但气有混浊、质有偏离，而就有恶，因此在具体的应人处事中与道德合，善与恶分道扬镳，明显对立。
  从上阐释，朱子自然之善恶观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天地间只是一个理，也只是一善。既不能说善恶一体，也不可说善恶不能相无。二是本然之性不与恶对，至善无对。三是天理直生皆为善，恶乃善之亏欠处，于天理间流出与恶相对。
  2、心性之善恶
  心性之善恶，是从社会伦理角度来探讨善恶，与人心、人性和社会道德及其准则密切相关。
  朱子首先从心性上研究善恶。他认为：性分人性和物性，人性具有道德纯粹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人性善，而物性只有自然性；性源于理，但依气而存，因此人之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禀理以为性，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专指理言，是仁义礼智，是道心，是善的，不是外界强加的；人禀气以为形，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就是人心，人心易私难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相分离，“才有天命，便有气质。”（《语类》卷1）但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论语或问》卷17）天地之性的纯粹至善，体现在事物中没有差别，而万物之所以有不同，那是因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化生后与人的生理、身心相结合的人性，属于事物各自形象的显现，就如气各有不齐备，所以表现各异。朱子说：“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语类》卷4）这是说人性不仅有善也有恶，善恶之别就在于人所禀受气的厚薄、清浊、偏全、昏明的不同，禀到薄、浊、偏、昏之气，人性就恶，恶来自气质之性。人为学的目的，从性方面说，就是加强修身养德，提升人格素养，改变气质。
  心，心属气，同理与性对应。论宇宙界，理的重要性要胜过气，但是论人生界，则心的重要性要尤重于性。因为主于一身者是心。心是具有知觉思虑功能的，“有知觉谓之心”（《语类》卷40）；心是整个人思想与言行的主宰，人性通过心表现出来，人为善为恶全取决于心。性，是善的；心却有善恶。因此，对心之善恶必须搞清楚。要搞清楚心之善恶，朱子认为，必须辨明心、性、情、才四者之间的关系。朱子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语类》卷5）性是心的本质所在，情是性的表现形式，心则是性情的主宰（即物质载体）。又说：“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现处。”（《语类》卷5）“四端”，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为情，是心的表现处。与“四端”相应的是仁义礼智四德，四德为性。朱子认为，情由性所发，性无不善，但是情可为善，也可生而为恶。这是从已发与未发角度来说的，心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未发之时，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命之性；已发之际，是心的作用，显现出来的也是情。从动静角度来看，情与性相对而言，情者，性之动也。心之体寂然不动，“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语类》卷95）人心之本体是寂然不动，众人都有这颗心，思虑萌发，感而遂通是心之用。张载认为这就是“心统性情”。朱子认为这说法很妥当，并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一。统乃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语类》卷98）性是理，是体，是本源，而情是用，是表现，但性、情皆出于心，心能统领和主宰性情，“心主性情”。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气结合就是心。心，从本体上说，心是情所发的物质载体（主宰），而仁的本质也须依托心这一物质载体而体现为四端之情，因而心就有善恶，但性无不善。本心是无不善的，但是思虑所发为情而后就有了不善。这是说：心之本体，没有不善；情之用，有善有恶。
  朱子对心还有一种解说，即心是“生之道”。人之心源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语类》卷5）人心之仁的本体是源于天地之大德，所以心之仁也原于天地大德之生。因而，心是生之道。人都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为仁，仁就成为人的生道。追溯其本源之仁，那是得天之心而生。因此，朱子认为，天地以生为道，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仁就是心之生道，但是心又是变化无常的爱动之心，而“心之动，是乘气而动”（《北溪字义》），因而心之中就会理气兼有，心乘气而动，理在其中全是善，气也在其中但并不是都为善，心才动就极易发到恶的方面去，于是心除了有善的一面，也有了恶的一面。
  性、情、才的关系。性是性善，情是性的发用，才是材料、材质。才与性、情相联系，是才性、才情。朱子说：“人有是性，则有是才。”（《孟子集注》卷11）人有这样的性，就有这样的质。才的质表示人的自然素质。朱子认为，才有善有恶，“为气所染，故有善、不善”。（《语类》卷59）才之初，无不善；后因气禀，才有善恶。所以，朱子认为，才的恶是源于气禀，“才之初，亦无不善。缘他气禀有善恶，故其才亦有善恶。”（《语类》卷59）才之善恶，都是缘于气禀之善恶，与自身无关。
  心分为道心和人心。朱子重视道统的传授，尤重《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对道心、人心甚多研穷。朱子认为，心是人的知觉对事物体认的载体，人依赖心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以此应对外界事物。心有人心和道心之分，但并非二心，只是一个心的两个方面。生于形气之私的是人心，发于义理之公的是道心。知觉从人欲上去，专于个人情欲意识的，便是人心；从义理上去，合乎仁义礼智人伦道德意识的，便是道心。所以道心和人心，也可称作“天理”和“人欲”。道心为善，人心有善有恶，“人心既从形骸上发出来，易得流于恶。”（《语类》卷78）“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语类》卷71）要去除人心的恶，朱子说要进行拣择教精的工夫，让道心成为主人而控制住人心，不让人心行恶，“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后，不被人心胜了道心，今便须是常拣择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这里面如个主人，人心只是客样。”（《语类》卷120）朱子认为，道心和人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语类》卷78）圣贤也有人心，如饥食渴饮；凡人也有道心，如恻隐之心。关键是要看道心、人心由谁来主宰。朱子说：“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舵，则去住在我。”（《朱子语类辑略》）朱子把人心比做船，道心比做舵，让舵主宰船，使船去住由舵掌握。这是说，要让道心主宰人心，人心以道心为准绳，使道德意识支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让个人的情欲受到道德意识的指导与控制，这样人心也就可以转化为道心。人心在道心的控制范围内能够通达性命之路，虽然还是人心的功用，但实际上却是道心的体现。
  “天理”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生的至善原则。朱子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反对过度的欲，主张要将人欲节制在天理的范围之内，使人心更多地被天理所主宰。“人欲隐于天理中”，因此朱子认为天理、人欲都在一个心内，只不过是一个强一个弱而已，如果天理强，为主宰，就不会有混杂不明的现象，“人之一心，天理有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语类》卷3）天理、人欲在几微之间，同出于于一个心，但二者谁为主导决定了此心之善恶。性是善的，情有善有恶，流于恶，即是受物欲的引诱和蒙蔽。本体之心，是天理的体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恶，流于恶，就是人欲。人为学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使人心服从道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3、教化成善
  朱子在其善恶现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化成善思想。朱子从理本论出发，以理气论性，由性论心，由心论欲，揭示了人的善恶根源，主张通过教化以变化气禀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去恶存善、去欲存理、去私存公，实现心灵的高尚。
  朱子认为，人性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有善恶之区别，即有趋善的可能，也有趋恶的可能，而且善恶还会互为转化；同时，人也有辨别善恶，择善而从的能力。因此，教化成善必须强调人的主体精神，激发其从内心里爆发出“去恶存善”的要求，即孟子的“内发说”，遵循“性之自然”进行自我教化，以积累、存养、扩充、发扬善的品质，去除恶的品质，变化气禀，从“昏”、“弱”的境地里解脱出来，并使“下愚不移”的人“渐磨而进入”圣人境界。
  关于扬善去恶，朱子认为这就是讲求后天存养、扩充善性，变化气禀，存善去恶的重要教化方法。从为学实践方面说，教化的目的就在于教育引导人们扬善去恶，存养善性，求圣求贤。从性理方面说，教化就是要通过个人的修养以便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和嗜欲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地之性的本然之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人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达到至善的圣人之境界，但是现实却是不能人人皆为圣贤，这就是被气禀和人欲所害而造成的。所以，朱子指出，教化必须使人明确恶的来源。明确恶的来源，是教化得以成善的关健所在。天地之性虽善，但气禀之性和人欲却恶，乃是“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语类》卷4）对于个人来说，如气禀偏于刚，则属刚暴之类；偏于柔，则属柔弱之类；嗜欲、纵欲，必成贪欲腐化之类。朱子认为，不能变化气禀和去人欲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不明白气禀和人欲道理的人，他只能被气禀和人欲之恶所左右，而不懂得变化气禀和去人欲的道理，更是不能求得变化之道；另一种是看似明白气禀和人欲的道理，主观上虽说气禀和人欲不好却又不愿意改变。这种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禀和人欲的道理，“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语类》卷4）“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亡，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朱子文集大全》卷77）对这种人，朱子认为更要加强教化，一是使其懂得气禀的道理，懂得气禀所带来的危害，而努力下苦工夫去克服偏差弥补不足，以达本然之善；使其懂得人欲害仁的道理，而努力从源头上克去人欲，必拔去树之本，堵塞水之源那样，不断地克下去，直至将人欲克死，这样人欲一旦被克尽，天理也就纯了，胸中所存的就都是天理仁善，纯粹都是天地生物之心，犹如春天阳光那么温暖。二是要掌握住善的度，无过无不及才是善，这境界叫作“中”。朱子说：“濂溪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故圣人主敬，俾人自易其，自至其中而止矣’。”（《语类》卷4）强调圣人立教与自觉变化气禀、去恶成善的具体准则，性乃刚柔善恶中，圣人立教以中为准，扬善去恶求得气禀变化也是达到中而后止。气禀虽极难变化，但并非不能改变。朱子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教化的力量就体现在此，所以说“气质之用狭，道学之功大。”（《语类》卷4）
  在教化成善上，朱子强调自我教化要与社会教化相结合。在朱子看来，善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本质特征的体现，它与君子的言行密不可分，因为君子追求内圣外王，“君子以遏恶扬善，顾天休命”、“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本义》），这都是说君子如何在不断提升自身修养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言行来践行“善道”，求善就是追求“内圣”的过程。朱子说，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直之，况其迩乎？”（《周易本义》）这是说，君子美好的德行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而不好的德行也是会被社会普道谴责的，这就是“善”在“外王”过程中表现。因此，君子不仅能够辨别善恶，而且能够在力行（实践）中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践行“善”，来教化来影响社会。在社会教化上朱子提出了“明德新民”和积善养成的教化主张。朱子提倡在社会中的群体必须积善养成，“存天理灭人欲”，“明德新民”。朱子说：“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善，则扬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守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朱子家训》）这是说，有道德的人，哪怕他的年纪比我小，我定要尊敬他；不贤的人，哪怕他的年纪比我大，我定要远离他……别人有大错谈，要以道理使他明白。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去做，不要因为错误小而去做……别人有做好事，就要称赞宣扬他……见到不义之则不要去拿，遇到合理的事要跟着去做。圣贤书不能不读，礼义道德不能不明白……要守住自己的本份，这是天理所要求的；要听从天理的安排，这是善德所要求的。朱子还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本义》）朱子通过《朱子家训》和善恶积累的理论来强调对善性的养成，以此告诫人们，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劝人去恶向善。
  无论是自我教化，还是社会教化，教化在成善成圣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追求“至善”的理想目标提供了系统且口确的方法论，如格物致知、致知力行、变化气禀、“存天理灭人欲”等都是朱子教化理论在成善过程中的具体方法。通过教化使人辨别善恶，弄清善恶的来源，识得至善和成善的途径，以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教化，变化气禀、除去人欲，恢复天命之性的本然至善。
  三、善恶观的思想特点
  朱子善恶观是对传统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它不仅有传统善恶观的特点，更有其本身鲜明的特点。其最主要的鲜明特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天人同善。朱子将自然之善恶与心性之善恶贯通阐释，认为自然（即天）之善与心性（即人或人心）之善，本质相同，并非二善。这是因为人和万物都禀于天，但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因而人有善念和道德准则，人即仁，而且人物之生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所以人能够与天（即自然）沟通；同时，“仁”又是天地生物之心，是天人同善的本质核心，因此仁能够使人或人心与天（自然）达到完美的沟通和联结，使得“天与人、心与理，皆从此仁字上合”，即“天人合一”。朱子认为，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源，也是善的最初来源，人心中具有的善念和道德原则皆是天赋予的，即仁是天赋的，因此人生之善恶与自然界现象是相通的。宇宙最初本源是至善无恶，人性秉承于天亦皆善，但因为气禀的缘故，人生下来就有善有恶。朱子说：“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语类》卷4）人们修行的目的，就是变化气禀，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善之本然，而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即“天人合一”与自然同善的境界。天人同善是朱子善恶观的显著特色。
  第二，以理释善。“理”是朱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以理释善是朱子善恶观的显著特点之一。朱子秉承二程“善恶皆天理”的观点，把其理学核心的“理”作为善与恶的共同来源，一切善恶问题的讨论都从“理”开始。朱子说：“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便是善。”（《语类》卷97）可见，善是理。善是自然地存在于天理之中，并且秉天理而生，因此“理无不善”。但是，因为有各种原因或变故，而造成不能善却变成了恶。朱子说：“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刚断是善，于不当刚断处刚断即是恶。虽是恶，然原头若无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语类》卷97）这是说，怜悯之心是善，但不该怜悯时怜悯就是恶；果断是善，但不该果断时果断就是恶。虽然是恶，但是原头没有这样的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善恶本都是源于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所以善没有用好而成了恶。善恶皆理，但是说到理只能是善的理，而没有恶的理。“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语类》卷97）
  第三，择善而从。朱子在其善恶观中十分重视人的主现能动作用，强调人有能力辨别善恶和择善而从。这是朱子善恶观中又一显著特色。朱子说：“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移，亦是此心。”（《语类》卷2）“心之所为”，其实就是人之所为。人面对万事万物，并非是无所适从，或者全凭心之好恶，而是有能力辨别和选择好坏善恶，择善而从。正是人有这种能力，因此人会通过自己的修养和社会的教化，以变化气禀、“存天理灭人欲”而到达至善的境界。朱子说：“乾坤一气，运于无心，不能无过无不及之差。圣人有心以为之主，故无过无不及之失。所以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天地功有待于圣人。”（《语类》卷67）“乾坤一气，运于无心”，这是讲宇宙运行，万物化育，不可避免会有过差的出现，即恶的产生。“圣人有心以为之主”，是朱子以圣人为人类的代表，能够做到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能够避免因自然有过差而造成的损害或损失，天地之功就有待人类（圣人）去建立。这显然是强调了人有能力影响自然。人既然有能力影响自然，就更有能力择善而从。朱子用推车之例来比喻人的择善而从，“如推个车，本子将转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朱子语类辑略》）人择善而从的能力就如推车那样，天理自在，只要人去推它，就不会翻车了。
  四、善恶观的现代价值
  朱子的善恶观将自然宇宙本体论与伦理道德心性论结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又以“理”来释善，认为善即理，万物之善与人之善的本质是相同的，并且重视人的能动作用，强调人有能力影响自然，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择善而从，因此他的善恶观在现代还是有价值的。其在现代的主要价值有三：
  第一，《大学》为学之旨是“明德、新民、至善”，朱子的善恶观亦是要追求道德的至善。朱子将自然宇宙本体之善恶与社会伦理道德之善恶贯通阐释，克服了孟子、韩愈的“论性不论气”和荀子、杨雄的“论气不论性”的偏颇，吸收了二程、张载的“学以变化气质”的主张，建立起以人性复归为核心观念的人性论完备体系和追求道德至善为核心的善恶观。朱子将“仁”上升到宇宙本体角度，对“仁”的思想内涵赋予了新的内容，即由心性论（社会伦理道德）向宇宙论（自然天理至善）延伸，使“仁”思想范畴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仁为天地万物之心，是沟通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仁又是至善之德，立志做圣贤，就是立志追求道德的至善“仁”，做一个身心和谐、全面发展、德才兼备、人格高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朱子就认为，为官的目的就是为百姓办点好事，“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论语集注》卷7），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不论做官与不做官，在位与不在位，为人应“不为其名而欢，故亦不为其名而沮；不为有利而为，故亦不为其无利而止也……独以天下理当然，而吾不得不热耳”（《朱子文集·答吕道一》），一切都以是否符合准绳，符合道德，所以摆正为官的目的是很重要的；要有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和学问上博学的志向，而不能“犯义”、“丧志”。
  第二，朱子的善恶观重视修身养德和教化成善。朱子的善恶观发展了孟子的“性本善”理论。善恶源于理，理是纯然至善的本体，善先于恶而存在。朱子的这个理念，告诉我们万物的本质都是善的，因此，做为万物中最灵最贵的人，就应该积极投入到求善成善的修身养德和教化成善的实践中去。朱子就认为“心正，政才得正。”各级官吏应以敬畏的态度，常存本然之善心，不能被声色、货利所诱惑，先自正其心，才能正天下之事；除了自正之外，还需他正，所以古人常“设宾友之位，置诛诤之职”，以此来挽救或避免各级决策者一时或意外的错误，所以必须亲贤臣远小人。这种积极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态度，显然对我们当前干部的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是有利的。
  第三，朱子的善恶观重视人的作用。朱子明确表示：人能“择善而从”。人能“择善而从”，就意味着在善恶面前，人能够辨别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还能选择善抛弃恶。人有“择善而从”的能力，表示了人有追求道德至善的愿望和能够实现至善的决心与信心，那就是通过个人修身养德和社会教化成善来达到。朱子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将道德之善通过修身养德和教化成善的具体行为表现而得到落实，这就是择善而从的具体表现。“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修身养德和道德教化中重视人的作用的表现。所以朱子能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劝说皇帝择善而从，有人好心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他却说：“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戊申封事》）
  总之，现代社会过渡的人欲带来物质满足的巨大追求，引发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官员的以权谋私、以势谋私，造成官风腐败、政风腐败、社风腐败，反道德行为比比皆是，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面临巨大的严峻的挑战。善恶标准问题成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极为迫切的问题。从个人和社会道德建设讲，倡导朱子善恶观中合理的理念将有助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观和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从法治角度讲，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朱子善恶观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星，在当今的社会里仍然闪发着它对真、善、美共同的道德追求的光芒。朱子善恶观中留给我们合理的珍贵思想宝藏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并为现代社会发展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