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理学体现出了和谐与契约的思想。事实上，和谐与契约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当我们认真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便可以体会出，契约实际上就是体现在和谐中，即和谐包含着契约，如《论语》中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就是和谐与契约的统一。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所谓契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免不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甚至会发生对立、冲突，直至暴力等，从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社会的混乱。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出现混乱，就使得人与人之间必须要达成一种协定，这个协定一旦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而这种协定就是所谓的契约，当契约带有强制性的时候，这个契约就是法律。当这个契约体现出非强制性，并且是通过舆论等力量使人必须遵守时，这个契约就是伦理。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便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和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的社会制度，就是体现出和谐与契约的合一，这些均在《近思录》中充分体现出来。
  关于和谐的问题上，朱子和吕祖谦是这样介绍程颢的理学思想：“明道（程颢）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4]很明显，在朱子和吕祖谦的思想中，就是认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道，将这些道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的道，实际上就是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即“和而不同”。这种和谐又使我们认识到包含有契约的因素，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是他们之间在不断的相处中所形成的一种协定，这个协定就是契约。这种契约在他们看来，又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在朱子和吕祖谦所阐述的思想中，始终认为儒与道二者完全能够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理，并且按照不同的理行事。最后这些不同的理在接触中经过相互之间的碰撞、沟通等，去其不同之处，找出共同之处，形成一个共同的理，从而达到和谐。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只有在不同的理找到共同之处，才能形成共同的理，从而达到和谐。这时，又使我们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领域内，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意识……虽然各自都认为自己正确，如毛泽东所说过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等。当重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感到，毛泽东这个论述十分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该借鉴于此，承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和谐、契约的观点出发，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契约，从而使不同的阶级走向和谐的设想。
  如何解决阶级和谐的问题呢？我们认真分析《近思录》中的观点便可以这样说，必须认识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所主张的也是自然主义。我们从理学所主张的自然主义出发就在于，必须认识到，不同的阶级及其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自然形成的。在这种自然状况下，要认识到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分工，及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可以形成不同阶级之间达成的共同契约。这个契约形成之后，各个阶级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契约。只有遵守这个契约，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近思录》实际上已经已经表现出了关于契约思想的萌芽。如果我们再进行历史追溯，早在春秋时期，儒家经典已经谈到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问题，即首先论述他们各自的地位，以此说明他们之间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说到底，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契约。只有严格遵守了契约，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确就是这样，朱子和吕祖谦介绍程颐所强调立志、责任和求贤这三件事的时候就谈到，在程颐看来，这三件事是治国的根本。然而，在这三者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立志，即“此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5]说的就是立志最为重要。而立志最根本的就在于至诚一心，即精诚团结。这里强调的就是契约与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产生“1+1﹥2”的效应，从而说明了和谐与契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