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字晦庵（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学家、集理学大成者，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子1130年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与他同时期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1137—1181），婺州人，今浙江金华。在朱子诞辰888周年的时候，我们重读了他们合写的《近思录》，不禁唤起我们对书中的内容进行着更进一步的深思。在深思研究中充分认识到：作为宣扬理学重要文章的《近思录》，对当前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浅薄的看法。
  一、理学体现出儒与道的合一
  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部著作既是理学的入门书，同时又是宣传理学方面启发性的著作。文中朱子和吕祖谦选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和张载四人的语录，共622条，并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们对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和张载创立理学有所继承和发展，并且将儒和道加以融合，体现出了儒与道的合一，对后世研究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朱子和吕祖谦选录周敦颐关于道的论述，书中周敦颐（濂溪先生）是这样阐述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无本之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本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而主静（本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固知生死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1]很明显，从他们引用的周敦颐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体现出对老子道学的继承与发展。联系到老子的《道德经》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就是这样说的：世界的本源是道，道产生了阴阳二极，阴阳二极互相包含，互相作用，又互相转化，从而形成了世界万物。很明显，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在《近思录》中充分体现出来，并被朱子和吕祖谦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将其深入叙述、继承和发展。
  谈到朱子、吕祖谦二人介绍了周敦颐对老子道学的继承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儒与道的合一表现在，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并且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又存在着一个“物极必反”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二人将儒家的“中庸”与道学融到一起。这种儒与道的融合最重要的莫过于让人们认识“物极必反”的哲理，从而把握和驾驭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住一个“中”字。他们就是这样认为，作为人来说，要使自己定于“中正”之中。当然，这种“中正”并不是不偏不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沿着中线，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偏左一点，或者是偏右一点。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的思想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道家所强调的“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只要把握住一个“静”，或者把握住“静止”，就能把握住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事物。说到底，就是“以静制动”，或者叫做“以不变应万变”。
  事实上，《近思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朱子和吕祖谦对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的思想进行介绍时，特别强调了理学对道家关于“无”和儒家关于“中”的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上，这就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书中他们引用了程颐的思想加以说明，即“伊川先生曰：‘喜怒哀乐之未，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2]说的就是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时，称之为“中”。所谓“中”，就是《周易》中所说的无为时的无声、无息、无动、无为，寂然不动。因此“中”也成了“天下之大本”。同样，当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之后，又必须表现出要有一定的适度，这就叫做“和”。“和”的意思在《周易》中就是感应而能贯通天下。所以，“和”也是“天下之达道”。
  从他们所介绍的程颐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儒与道二者融合在一起。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出“中正”、“中和”，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庸、和谐。因此，又可以这样理解，儒家的根本就是中庸与和谐。对于“中正”、“中和”来说，最重要的是同老子道学谈的阴阳互相转化中的“物极必反”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凡事都不要走极端。一旦走了极端，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要把握住一个“中”字。因此，“中”是极其重要的。
  同样，在关于中庸与和谐问题的阐述中，他们又进一步介绍了程颐的思想，这就是“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而就本实也。天下之害，无由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3]说到底，所谈的还是凡事都不要走极端。一旦走到了极端，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所以，他们认为：程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中”字。这里的所指出的就是无论从人欲上讲，还是从一个王朝对外的征伐上讲，都要把握住一个“度”。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其危害很大。很明显，这就是道家的“物极必反”与儒家的“中庸”二者的融合，从而体现出儒与道的合一。
  二、理学体现出和谐与契约的思想
  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理学体现出了和谐与契约的思想。事实上，和谐与契约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当我们认真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便可以体会出，契约实际上就是体现在和谐中，即和谐包含着契约，如《论语》中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就是和谐与契约的统一。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所谓契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免不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甚至会发生对立、冲突，直至暴力等，从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社会的混乱。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出现混乱，就使得人与人之间必须要达成一种协定，这个协定一旦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而这种协定就是所谓的契约，当契约带有强制性的时候，这个契约就是法律。当这个契约体现出非强制性，并且是通过舆论等力量使人必须遵守时，这个契约就是伦理。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便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和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的社会制度，就是体现出和谐与契约的合一，这些均在《近思录》中充分体现出来。
  关于和谐的问题上，朱子和吕祖谦是这样介绍程颢的理学思想：“明道（程颢）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4]很明显，在朱子和吕祖谦的思想中，就是认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道，将这些道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的道，实际上就是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即“和而不同”。这种和谐又使我们认识到包含有契约的因素，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是他们之间在不断的相处中所形成的一种协定，这个协定就是契约。这种契约在他们看来，又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在朱子和吕祖谦所阐述的思想中，始终认为儒与道二者完全能够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理，并且按照不同的理行事。最后这些不同的理在接触中经过相互之间的碰撞、沟通等，去其不同之处，找出共同之处，形成一个共同的理，从而达到和谐。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只有在不同的理找到共同之处，才能形成共同的理，从而达到和谐。这时，又使我们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领域内，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意识……虽然各自都认为自己正确，如毛泽东所说过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等。当重读《近思录》的时候我们感到，毛泽东这个论述十分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该借鉴于此，承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和谐、契约的观点出发，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契约，从而使不同的阶级走向和谐的设想。
  如何解决阶级和谐的问题呢？我们认真分析《近思录》中的观点便可以这样说，必须认识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所主张的也是自然主义。我们从理学所主张的自然主义出发就在于，必须认识到，不同的阶级及其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自然形成的。在这种自然状况下，要认识到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分工，及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可以形成不同阶级之间达成的共同契约。这个契约形成之后，各个阶级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契约。只有遵守这个契约，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近思录》实际上已经已经表现出了关于契约思想的萌芽。如果我们再进行历史追溯，早在春秋时期，儒家经典已经谈到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问题，即首先论述他们各自的地位，以此说明他们之间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说到底，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契约。只有严格遵守了契约，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确就是这样，朱子和吕祖谦介绍程颐所强调立志、责任和求贤这三件事的时候就谈到，在程颐看来，这三件事是治国的根本。然而，在这三者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立志，即“此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5]说的就是立志最为重要。而立志最根本的就在于至诚一心，即精诚团结。这里强调的就是契约与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产生“1+1﹥2”的效应，从而说明了和谐与契约的重要性。
  三、所进行的深思
  重读《近思录》的时候，从朱子和吕祖谦所阐述的思想中我们反复深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做到：
  第一，认识要从形象思维上升到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这就是说，要改变中国人长期以来只重视形象思维，缺乏逻辑思维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又如何呢？以民主、自由为例，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等，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便可以发现，无论是理学，还是春秋时期将儒家推向一个新高峰的孔子、孟子等人，或者是在此之前，中国就有了民主、自由等行为，及其这种思想的萌芽，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因此，没有形成关于系统的民主、自由的理论。这时，又使我们联想起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中谈到的民主、自由问题。以自由为例，孙中山指出，在西方只是近代150—200年才有的；在中国，则是数千年前就有了。他说：中国早在秦统一了全国之后就结束了封建制。他认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在政治上虽然十分专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却是自由的。他说：在中国古代，只要你不反政府，有产者向政府纳税，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政府都不会干涉你。对于儒生来说，只要你不反政府，不拿政府的俸禄，你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同样是你的自由。他特别指出：在欧洲就不存在这种情况，而是把人们死死地困在某个封建领地里。在思想方面，你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孙中山同时还说：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就是古代的民主理论。但是，当我们认真分析的时候便可能说，这些只是在行动上，或者只是一些碎片化的论述，如同中国古代在全世界最先出现的“四大发明”，及许多属于全世界最早的一些发明等，只是停留在技术上，没有上升为现代科学一样，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行为，及其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碎片化的论述，由于没有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就没有形成关于这个方面的理论，使好的实践及其论述，其中包括了理学方面的理念一直被窒息。因此，今天当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借鉴的时候，十分有必要将这些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得到复兴，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二，必须不断地进行思维创新。《近思录》中朱子和吕祖谦介绍理学的时候其中引用了张载的话：“人多与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又为人以道义先觉处之，不可复谓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不问。从不肯问，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宁终身不知。”[6]说的就是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一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年轻的一代这也不如自己，那也不如自己，就说明这个人的思维老化了。我们以儒家关于家政与国政合一，即家政是国政的基础，国政是家政的延伸和扩展这种思想为借鉴时，就是要认识到，当我们将一个人的思维老化延伸和扩展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喋喋不休地说自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历史上有多么辉煌，而不进行创新，就说明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从总体上讲，思维老化了。因此，必须引起我们重视，这就是要在思维上不断进行创新。
  第三，必须认识到“物极必反”的哲学理念的重要性。朱子和吕祖谦介绍程颐的思想时谈的十分清楚，这就是“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7]从他们的思想中我们引伸出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还是归结为没有形成系统理论思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很好的概括和总结所造成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也知道一个王朝无论有多么兴盛，社会文明无论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程度。但是，时间一长，却是“物极必反”。这就是政府腐败，社会堕落，人们无所事事，处在一种醉生梦死之中，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与此相应的就是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思变，人心思乱，从而造成社会动荡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所带来的是更加严重的灾难。如何克服这种弊端？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行为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使我们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其中之一就是正确把握住一个“度”。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因此，在正确理论思维的指导下，把握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度”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近思录》所提出的思想十分深刻，并且十分值得我们借鉴。这时，使我们思考着，今天，要使中国不断走向强盛，必须对包括理学在内的所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得到复兴；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不断向前。